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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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发生了诸多非法融资事件。其中，经营性担保公司违规操作所造成的危害性处置问题及如何对债权人进行充分的保护是司法实践所应当重视的两个问题。
本系列文稿拟以融资性担保为例，来解析经营性担保制度中的有关法律问题。应当说，经营性担保在外延上涵盖了融资性担保，融资性担保是经营性担保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


　　普通民事担保协议是无偿合同，而经营性担保区别于普通民事担保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其具有有偿性和营业性。虽然普通民事担保和经营性担保都要受制于担保法有关制度的调整和规范，但显然经营性担保中广泛地涉及到对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及公司法等法律制度的衔接适用问题。

　　2010年3月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出台《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对融资性担保行为及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规制，可以看出经营性担保的主要特征。

　　第一，经营性担保的最主要特征是“营业性”，其存在价值是以担保公司的债务代偿能力为基础而形成的促进资本融通的功能。

　　诸如，前述《办法》所称融资性担保即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经营性担保与合同法制度的密切关系。

　　第二，开展经营性担保的主体具有组织性，包括公司制和非公司制（如商会会员制）两类。但融资性担保公司则必须是依法设立并以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为主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就确立了经营性担保与公司法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除了经营性担保组织的设立必须遵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外，其解散、清算及破产等与普通公司相比具有相应的特殊性，此点留待后文详解。

　　第三，经营性担保必须遵守有关行政许可制度的制约。

　　在普通民事担保中，无论是自然人或是公司法人类担保，只要不违反担保法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则其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是不必以事先获取相关行政许可为前置条件的。但经营性担保则不同，尤其是设立专门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前，应当经银行业监管部门审查批准并获得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此外，设立典当行之类的经营性组织，还必须获得公安部门颁发的特种行业许可证。

　　从上述监管制度可以看出，经营性担保组织对外担保主体资格的取得与普通民事担保主体资格明显不同。

　　以公司为例，普通民事担保中只要该公司是合法成立并经过公司内部相应的决策程序，在不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形下公司即可对外提供担保；而经营性担保公司必须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否则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不得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得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样。如果擅自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依据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有关规定，金融主管部门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对其依法予以取缔并处罚。
　担保制度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其对风险具有转嫁与共担的功能。经营性担保存续的基础就是为他人债务提供有偿的“代偿”服务，但该种法律责任同时具有“或有性”。目前，金融主管部门对担保公司的监管规定已经超出了公司法关于股东出资和法人财产权制度的范畴。


　　本期解析经营性担保公司的出资制度及其责任能力的特殊性问题。


　　实务中，经营性担保公司的组织形式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据公司法规定，普通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出资额只有人民币三万元，而且不限于货币资本形态。同时出资制度的“但书”条款又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诸如《拍卖法》就要求拍卖公司必须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而且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公司，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但针对担保公司的出资制度在我国的立法层面中本身没有专门的调整规范，因此只能从金融政策中弥补空白。


　　2010年3月8日，国务院银监会及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出台《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要求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时应当有具备“持续出资”能力的股东和符合该《暂行办法》规定的注册资本，其最低要求是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且该注册资本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


　　应当说，上述针对担保公司的出资制度至少存在三方面的特殊性，一是最低资本额限制；二是货币资本形态限制。也即，除非股东的货币出资额超过了500万元，否则股东以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等非货币资产出资的，该部分产权价值不得纳入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额中；三是要具备具有“持续”出资能力的股东。


　　经营性担保公司的出资制度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其存续的功能就是吸纳“或有性”债务，而且担保公司的经营业务越多，其或有性债务的余额就越大，对应的担保公司的经营风险就越高。因此，《暂行办法》规定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也就是说，对于经营性担保公司而言其所谓的“资不抵债”不是一个账面数据意义上的资产与债务的关系，而是要考虑到担保公司负债的特殊性，即担保责任与现实责任的转换问题。如果担保责任通过主债务人清偿或反担保等各种途径被化解的，则被免除担保责任的余额可以再次回到担保公司的“资产池”中，并可继续对外提供担保经营业务。显然，关于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倍”所限制的是担保公司在同一时段的保证期间内的责任总额，而不是指担保公司只能从事净资产额10倍以内的经营业务。


　　由于没有上位法的支持，故金融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只能按照金融产业政策来对待。但是，当担保公司违反这些规定后，是否涉及到担保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笔者认为，参照司法实践中处置商业银行法第39条与合同效力关系的一贯态度，超越监管制度的担保合同其效力本身不能遭到必然否定。
目前，经营性担保在实务中出现了诸多严重的违规行迹。据媒体报道，一些担保公司大量从事吸收存款和经营放贷业务，成为半公开式的商业银行。问题产生的根源固然有民间金融权保障不到位等社会经济因素，但担保公司的违规操作显然是其中的主要推手。
　　

　　本期解析经营性担保公司的经营范围及其效力问题。


　　融资性担保公司经监管部门批准，可以经营部分或全部融资性担保业务。包括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综合性担保公司也可以在融资性担保业务之外兼营其他非融资性担保业务。诸如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在众多的担保业务中，司法担保是一种特殊的担保业务。因为司法担保既有“保人”式担保（不同于保证担保），也有抵押、质押等物的担保；此外还有担保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目前，担保公司对司法担保一般以“保函”作为其承担担保责任的法律文件，极少有以商业担保中的“保证合同”作为司法担保的形态。
答辩失权建构设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鲍艳

中文摘要
答辩失权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别制度，对保证诉讼公正和效益的实现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答辩失权大致有两种模式。尽管各国在具体的构建及立法的技巧等方面存在细微的不同，但将整个民事诉讼分为准备程序加上一次集中、连续的开庭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立法潮流。多年的实践表明，答辩失权制度运行效果较为明显。在民事诉讼改革的今天，通过对各国相关立法进行分析探讨，并结合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法律制度，笔者提出建立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答辩失权制度，并建构相应的程序保障制度。以此充分发挥答辩失权制度的作用，更好的进行审判工作，赋予法律权威，公正，效率。


关键词：
答辩失权 辩论期日　　

一．答辩失权概述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重要性及其独立价值日益凸显。审前程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固定、整理争点和证据,为此,我国已确立举证时限及证据失权制度,而与之相配套的答辩失权制度尚未确立,导致证据失权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之功能。因此,建立答辩失权制度乃是当下审前程序改革的当务之急。
答辩失权主要是指法律明确规定诉讼中的一审被告和二审被上诉人在规定的期间内，因没有实施答辩行为而丧失以后的答辩权利。
答辩失权不是一种单一的规定或制度，而是民事诉讼理念和精神在诉讼制度中的体现，对保证诉讼公正和效益的实现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失权即原有权利的丧失。在民事诉讼中，有一系列的失权制度。民事诉讼中的失权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原本享有的诉讼权利因某种原因或事由的发生而丧失，一般来说，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享有某些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这些权利行使和丧失的条件。法律上的任何权利的存在与行使都与实际生活相关联，都是有条件的，当实际的法律条件发生变化，失权的结果就自然会发生。诉讼是与时间和过程统一的，即所有诉讼权利的丧失均以时间的流逝即时限的届满为基本前提，因此从时间上看失权可以被认为是诉讼权利的时效。民事诉讼中的失权制度主要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考虑程序公正的必要性。这是因为，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对立性，其中一方当事人通过迟延诉讼可以获得诉讼上的利益或优势，比如在答辩时，出于诉讼策略和技巧的考虑，被告或其律师不提交答辩状，或者即使提交答辩状，也不明确提出答辩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以谋求在诉讼中规避法律或占有诉讼上的优势地位。因此，从失权制度的本质来看，失权制度反映了程序的正义性或诉讼的形式正义性，这与实体正义或实质正义显然不同。当今各国大多都有答辩失权制度，答辩失权的直接法律后果是法院将答辩的不作为视为被告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
关于被告的答辩的性质，传统观点认为这是被告的权利，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但随着现代民事诉讼理念的完善，这种单纯的从保护被告的角度来配置民事诉讼权利的观点，已成为一种过时的、违背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平等原则内在要求的观点。 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被告提交答辩状进行答辩既是被告的权利又是被告的责任，被告是不能放弃的。总的来说，确立答辩失权的价值基础在于程序的公正性、对话性、效率性和安定性以及诉讼平等，并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尽管各国在民事诉讼具体制度的构建及立法的技巧等方面存在细微的不同，但将整个民事诉讼分为准备程序加上一次集中、连续的开庭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立法潮流。无论属于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均将争点的整理与缩减视为准备程序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为达此目的，各国都先后对本国以前的诉讼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起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答辩失权制度。多年的实践表明，答辩失权制度在上述各国运行效果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
第一，有利于案件的和解。当事人之所以发生纠纷，原因无论多么复杂，大都可概括为对事实或法律的认识不同，进入诉讼之后，通过当事人相互间的诉、答，双方争议的焦点得以凸现，加上随后的证据提交、法官心证的有限表明，在裁决前当事人已可以预测到裁判的可能性，从而权衡利弊，双方开始妥协，观点彼此接近，产生出和解的动力。美利坚民族一向被公认为是一个好诉的民族，但自1938年施行《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后，当事人通过诉、答及其后的证据开示、审前会议，90%以上的案件都得以在庭前和解。在其它实施答辩失权、证据开示等相关诉讼制度的国家，其结果与美国均相类似。
第二，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少数案件进入庭审程序后，由于已经过争点整理、证据开示等一系列准备，因而审判对象特定而具体，庭审紧凑而有效率，更利于法官发现真实和依法裁判，从而提升了裁判的质量。
第三，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对立性，其中一方当事人通过迟延诉讼可以获得诉讼上的利益或优势，比如在答辩时，出于诉讼策略和技巧的考虑，被告或其律师不提交答辩状，或者即使提交答辩状，也不明确提出答辩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以谋求在诉讼中规避法律或占有诉讼上的优势地位。与证据失效制度相配套，答辩失权促使当事人及时有效地提出答辩主张，使对方当事人掌握了解其立场和主张，有利于实现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平等。
虽然各国的答辩失权制度在具体建构上有区别，但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制度中都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这一制度，而我国至今没有完整的规定，导致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着被告不应诉、不答辩或不作实质答辩的现象，以及当事人和律师对第一审审理不重视甚至漠视的情况。严重影响着审前整理集中争点，不利于追求审判公正和效率。因此，在民事诉讼改革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清醒地认识我国立法现状，并对法律之林中各国相关立法进行分析探讨，探寻一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法律制度，充分发挥答辩失权制度的作用，更好的进行审判工作，赋予法律权威，公正，效率。

二．我国现今立法状况及其弊端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重要性及其独立价值日益凸显。审前程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固定、整理争点和证据，为进一步深化我国民事审判改革，克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之弊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确立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从而建立了我国的证据失权制度。而答辩失权制度作为证据失权制度的配套实施措施，其建立和完善是证据失权制度发挥功效，实现“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之关键。因为仅有证据的集中而没有争点的确定与整理，是很难直接向诉讼集中靠拢的，而且对当事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只有构建我国的答辩失权制度，才能保障证据失权制度的有效实施，并实现其价值目标。
现行法律有关民事答辩制度方面的规定及其缺陷《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该条第2款又规定：“被告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之日起5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给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该条第1款虽然规定了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时限，但没有明确规定被告在此期间不提出答辩的法律后果。而且从该条第2款后段的内容看，意味着被告即使不提出答辩状也不会影响被告今后进行答辩。因此，学者普遍认为“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被告答辩被设计成为任意性规定，成为一项单纯的诉讼权利。” 而《规定》第32条虽然指出：“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但没有规定不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的法律后果，因此，并没有确立答辩失权制度，而仅仅是更强调答辩人有答辩的义务，被告不提出答辩状对其实体权利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庭审中，被告应该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不因此受到任何限制，答辩显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只是权利的一面。
现行答辩制度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渐深入，已愈来愈不适应形势的要求，其缺陷在实践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主要有：
1．被告故意不提交答辩状，在庭审时对原告突然袭击，有违诉讼平等原则。民事诉讼是对立当事人之间的争讼，这种争讼关系的基础是民事实体法规定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平等权利义务关系。反映在诉讼上双方的诉讼权利义务是平等的，换言之，当事人之间的平等性是民事诉讼得以进行的法律基础和社会基础 。作为法院必需注意到这一特点，并在审理过程中，在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举证、陈述、答辩等方面以及其他的程序事项上保证当事人双方有均等的机会进行攻击和防御。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将起诉状副本送达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便暴露无遗，被告由此充分准备了对付原告的办法，而此时如果被告不提出答辩状，故意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这就在实质上剥夺了原告的庭前诉讼知情权，使原告难以做好庭审准备，双方的诉讼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违背了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要求。
2．被告不提交答辩状将妨碍原告有效行使举证权，并无法杜绝诉讼突袭现象的发生。根据《规定》第34条规定要求，双方当事人均应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否则逾期将被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但是如果被告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不提出书面答辩，则原告无从知道被告的观点和主张，将导致原告提供证据“无的放矢”，难以有效举证。因为，原告在此次提供的证据，不仅是支持其主张的证据，同时还应是针对被告所提出的答辩主张而提供相应证据作为攻击与防御的方式与手段，而此时被告不答辩，原告攻击、防御被告的证据就难以有针对性地提出。同时原告还容易遭受被告的诉讼突袭。由于无答辩失权制度，被告可将原来应在答辩阶段提出的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其所依据的事实、理由进行的反驳放在庭审时运用，突击提出反驳证据(反驳证据是指一方当事人为证明其主张而提出证据时，对方当事人并不提出相反证据来否定一个所主张的事实，而是针对证据所存在的瑕疵，如：书证上的笔名为假，或物证是伪造的等等，指出其主张因证据有瑕疵而无法得到证明， 以此诉讼突袭手段将使原告所举证据处于效力不确定状态，使原告措手不及，在庭审中陷入被动。这一方面不利于敦促被告按期答辩，同时会陷入突袭答辩客观上对被告有利的诉讼怪圈。这对原告而言显失公平，也不符合现代诉讼精神。
3．被告不答辩，将使法官难以整理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从而导致诉讼拖延，降低庭审效率。由于被告可随意不提交答辩状，往往造成法官无法在庭审前归纳出双方争议的焦点。这样进入庭审后，要求法官在当事人宣读诉状与答辩状后立即归纳出争议的焦点，显然超出了一般人的认识和诉讼能力。因为焦点不明确，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对抗性、针对性不强，庭审调查难以围绕实质内容进行，致使案件不得不多次开庭才能弄清争点，这必然造成诉讼的迟延。而如果从一个社会整体的审判活动来看，每个讼案的解决都要经过一个漫无休止的过程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生活秩序都将处于停滞或动乱状态，这样诉讼效益问题必将影响到诉讼价值及社会公众对司法程序本身的信赖程度和期望价值。可以说，“久长的裁判是恶的裁判，诉讼过分迟延等同于拒绝裁判。 诉讼拖延既造成了庭审效率的降低，而且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
这些问题都暴露出我国诉讼制度存在着很大缺陷。诉讼制度的改革需要答辩失权制度的建立。然而，具体建构何种制度形式，仍需要研讨各国法律形式，选取一种适宜中国具体情况的制度。

三．答辩失权立法模式及立法背景分析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答辩失权大致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法院在案件受理后即确定当事人双方出庭的第一次期日到庭并提出答辩状，没有在第一次期日到庭或到庭后不提出答辩状的，丧失以后进行答辩的权利，这种立法例以日、奥为代表。其具体规定是，有管辖权的法院在案件受理后即确定当事人双方出庭的第一次期日，在第一次期日时，要求被告到庭并提出答辩状。没有在第一次期日到庭或到庭后不提出答辩状的，即丧失以后进行答辩的权利。《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被告必须在第一次期日中对原告的起诉状提出相应的答辩状，如果在该期日没有提出答辩状的，被告将丧失抗辩权。 我国的近邻日本，其民事诉讼法经过1926年的修改后，七十多年一直没有大的变动，该法所确立的“一步到庭”的审判方式由于审理案件时间太长，费用太高，致使一般公民远离诉讼，往往用其他方式解决纠纷，民事诉讼法的利用率一向不高。经过日本学术界和司法实际工作者的五年多时间反复讨论，1996年6月日本国会正式通过新民事诉讼法。此次改革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完善了争点和证据整理程序，并将口头辩论分为两个阶段，即争点和证据整理的准备阶段与集中询问证人和对当事人本人作为证人进行询问后作出判决的集中审判阶段，其目的在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真正明确了争点以后，进入法庭实质性审判。为保证该目的的实现，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经提起诉讼，审判长应指定口头辩论期日，并传唤当事人。其159条进一步规定，在口头辩论期日里，当事人没有对对方的主张予以否定的，视为承认对方的主张。就被告而言，被告如果没有以原告的主张提出抗辩的，也视为被告承认原告的权利主张。在口头辩论期日当事人没有到庭的同样视为承认原告的主张。这当然也包括被告没有到庭时，视为被告承认原告的主张。这种立法例在答辩失权的处理上增加了被告到庭的前提，即把被告不到庭作为失权的要件之一。
二是答辩期间作为答辩权行使的法定要件，当法定的期间届满后，被告就丧失答辩的权利，而丧失答辩权的后果是法院直接承认一审原告或二审上诉人的权利主张和诉讼请求，这种立法例以英、美为代表。具体来说，它是确定答辩状提出的期间，当法定的答辩状提出期间届满后，被告就丧失了答辩的权利。答辩失权的直接后果是法院将答辩的不作为视为被告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被告败诉。答辩失权所产生的这种严重法律后果必然促使被告在答辩期间提出答辩状。英国将民事审前程序依次分为传票令状的送达、诉答、证据开示及庭审指导四个阶段，其中的诉答阶段规定被告应针对原告的请求和事实主张作出答辩和驳斥，未作驳斥的视为默认，原告对此不需要举证。如被告不答辩，原告可依《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二章的规定取得缺席判决。 现行《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将审前程序分为诉答（pleading）、证据开示（discovery）及审前会议（pretrial conference）三个阶段，该规则的第8条第4款就当事人的诉答规定：对必须回答的诉答文书中的事实主张，除关于损害赔偿的金额数的主张外，在应答诉答文书中如果没有加以否认，即视为自认。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事诉讼制度则规定，被告人应当在收到令状的14天内提出答辩状（抗辩状），原告再针对被告的答辩状（抗辩状）在14日内提出答复书。如果被告没有在答辩期间提出答辩状时，原告可向法院的司法常务主任申请不应诉判决，以判决被告败诉。
法国的答辩失权制度的规定与英美等国家相类似，作为集中体现法国民事诉讼程序基本理念和特色的大审法院诉讼程序，将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划分为事前程序和辩论程序两大阶段，事前程序由审前准备法官负责，由其“根据案件的性质、紧急程度与复杂性，随时确定案件审前准备所必要的期限”。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780条规定：如律师之一（法国是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的国家）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各项诉讼行为，法官得依职权或者另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决定终结审前准备，将案件提交法庭。该法第783条同时规定：在终结审前准备的裁定作出之后，不得再行提交任何陈述准备书，也不得再行提交任何供辩论的文书、字据，否则，依职权宣告不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在辩论程序中涉及的争点必须是经过事前程序整理的争点，否则法官将不容许当事人对某一争点进行辩论。
此外，德国原民事诉讼程序由于受到“统一口头审理”原则的支配，当事人可以在最后一次庭审结束前提出新的理由，直接导致了庭审的反复与漫长。1976年12月，德国通过了“简化修正案”修订了其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了当事人应承担勤勉处理诉讼的一般义务，其诉讼法第282条规定，案件起诉与抗辩的方式、证据的提交等等，应依据合理、细心的当事人标准，尽早在诉讼中提出；需经对方调查之后才能答复的新论点，必须在庭审之前的适当时间内提交法庭。未能及时提出或提交的新理由或新证据，如对它们的考虑将延误案件的解决，而且此类延误归因于严重疏忽，法院可以拒绝接受（296条第2款）。就被告的答辩，该法第331条第3款规定，如果被告没有将其抗辩的意向通知法院，法院就可根据原告的特别请求，缺席判决原告胜诉，这种请求可以作为起诉状的一部分提出。
从以上两种立法例的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各国在具体的构建及立法的技巧等方面存在细微的不同，但将整个民事诉讼分为准备程序加上一次集中、连续的开庭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立法潮流。上述国家中无论属于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均将争点的整理与缩减视为准备程序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为达此目的，各国都先后对本国以前的诉讼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起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答辩失权制度。

四．分析答辩失权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
1．英美法系答辩失权的建构背景不同于中国法律制度内涵。
其理由可以先从答辩失权在比较法上的位置来考察。
在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答辩失权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既内在于其特有的“对抗制”（adversary system）原理及诉讼文化，又与称为“trail”的庭审样式及其相关的程序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事人双方首先必须自己设法形成攻击防御的态势，才能获得法院的实质性审理。因此，原告原则上自行送达诉状，而被告则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以回应。如果被告不做答辩，无论是从无须进行实质审理的诉讼应尽早终结的效率角度，还是出于必须迫使双方展开对抗才能使诉讼进入下一阶段的必要，都应该以“不应诉”（default，或译为“懈怠”）为由判决其败诉。在那里，“开庭审理”（trail）在制度上既不是做出败诉判决的必要前提，事实上绝大多数案件也都未经过此阶段，而在所谓“庭前程序”（pre-trail）中已告终结。这些特点均与英美民事诉讼的“陪审制”（jury）传统紧密相关。
与此相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开庭审理（可称为“口头辩论期日”）则有其自身独特的制度内涵。一方面，可以多次进行的开庭审理并不以当事人双方自行形成攻击防御态势的“诉答”（英美法上称pleading）作为程序前提。另一方面，包含有败诉等实质内容的判决原理上都必须经过开庭审理才能够做出。尽管德国、日本、法国等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现在都设置了较为完备的准备程序，但上述特点却没有改变。换言之，无论被告是否答辩，他只是在开庭时缺席才可能未经实质性审理而遭致败诉判决（只有德国民事诉讼的“书面准备程序”这种特殊情况下才出现了例外）。可以说，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几乎不可能存在相对于“trail”而言的“缺席判决”一样，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原理也很难允许有“不应诉判决”的位置。这一点与大陆法系的诉讼文化有别于英美的“对抗制”、法院从送达到准备程序都更深地介入当事人之间的攻击防御过程紧密相关。
可以看出，就应否引入答辩失权而言，我国民事诉讼的程序结构及制度背景都大异于英美法系而与大陆法系接近，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2．英美式的“不应诉判决”来强制被告答辩，在我国民事诉讼的框架内存在着原理性、结构性的障碍。
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上，“公开审判”除“文革”中的短时期以外始终是一项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及１９８２年最初的民事诉讼立法以前，民事司法实践中早已形成了“作出实体判决必须经过开庭审理”这一得到普遍遵循的惯例或不成文规范。以至形容审判方式改革前原有诉讼模式的特点有“不下判决不开庭”一说，换言之就是如果只能判决结案，哪怕是走一下形式也要经过开庭。所以，虽然是立案时就可能明知被告下落不明的公告送达案件，程序上也需要经开庭审理之后才能作出缺席判决。特别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以来，司法实践中的开庭审理接纳了“公开、口头、对席、直接”等各项程序保障原理，逐渐走向实质化。我国民事诉讼也由此真正开始形成了以庭审为中心的程序结构。开庭审理作为作出实体裁判的必要程序前提，可以说既是一种有着历史的“路径相关”而在司法实践中约定俗成的规范，又构成了审判方式改革以来推进程序保障的一项重要成果。而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引进“不应诉判决”，如果仍意味着不经开庭审理、仅以被告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为由就作出败诉的实体裁判，则其很难获得正当性且又缺乏可行性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
3．答辩失权不适合中国现阶段的司法环境。
我国民事诉讼目前的状况是：很大一部分当事人（尤其是被告）都没有律师代理，包括书写、表达等在内的辩论能力常常不足；送达既存在种种困难，在方式上也往往不够规范。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规定被告在答辩期内不提交内容上有着种种技术性要求的答辩状，原则上就必须承担败诉后果的话，给法院（尤其是地处农村或经济不发达地域的基层法院）诉讼实务带来相当的冲击乃至混乱是可想而知的。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民事诉讼的复杂状况，引进任何意味着程序正义观念可能强烈冲击实体正义的制度都应当十分地慎重。 因此笔者认为，在当事人尚无承担“自我责任”的心理承受力、整个社会尚未形成司法终局性意识、整个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仍在不断强化各种事后的和程序外的救济途径的背景下，建立答辩失权制度仅仅或主要在于通过限制当事人的权利而促使案件的快速审结，那么在诉答阶段了结案件将导致更多“官了民不了”的案件。如果司法成本不可避免，宁愿将负担压在法官肩头，也不该对当事人施加过多负担，否则这种暂时性结案的制度设计反而会大大增加纠纷最终解决的成本，并进一步削弱司法制度解决纠纷的功能和以此为基础的司法公信力。
4．答辩失权在我国没有完善的相应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