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贸易政策通报咨询和审议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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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雨雨财产刑

温跃


一、2010年2月10日最高法院颁布了《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 》引起人们对财产刑及其执行的关注。回顾一下建国以来关于财产刑的立法和在司法实践中执行的状况，有很多值得回味和发人深省的地方。

二、财产刑在我国立法上经历了“慎用”到“滥用”的过程。

1、刚建国那阵，出于废旧立新的豪情，“禁止援引伪六法许以罚金易科赎罪”“虽然也有财产刑罚的规定，但它与反动派的罚金办法，本质上并无丝毫相同之处，两者之间是有原则区别的。”这种原则区别表现为：

（1）对反革命的犯罪分子除严刑镇压外并得处以没收全部或一部财产的惩罚，将其掠自中国人民的财富，还给中国人民。

（2）对犯罪的人民，则除应本诸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按其情节轻重，危害大小，依照人民法律处以应得之罪外，对财产刑，就必须是依据犯罪性质，实事求是，严肃而审慎的使用，而决不允许我们以感想代替政策法令，无根据地滥行处罚。

就（1）而言，财产刑扮演的不是剥夺犯罪人再犯能力的角色，而是完成伟大神圣的使命，就是剥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的财产，使之归还“中国人民”。这里，财产刑显然不是刑罚，而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就（2）而言，显示了司法机关对财产刑的慎用。这种慎用，体现了司法机关对“伪六法许以罚金易科赎罪”的鄙视，和对“富有资财的坏分子逍遥法外，甚至敢于做出无顾忌地胡作非为的现象”的担心。说实话，体现了司法的人民性，因为人民当时很穷。同时体现了司法平等性，有钱人和没有钱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钱人不能用钱减轻惩罚。

　　因此，1950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财产刑罚使用问题的指示》中，禁止对烟毒犯专科罚金，或虽非专科而准以罚金易换其已宣告的刑罚，所谓易科罚金；对业务过失致人于死、伤害、奸淫、遗弃婴儿致死等犯罪均不得科处罚金；属于贪图财产上不法利益的犯罪，可酌科罚金。但应依案犯的具体情况及历史性的根源，分别轻重判处徒刑，只有在仅处自由刑尚不足达到惩罚改造目的，而必须针对其贪图财产上不法利益的犯罪动机目的再附加财产刑处罚的情况下，才可并科罚金；科处罚金时，须足够地注意被告的经济负担能力，与其家庭生活生产情况；停止使用以罚金抵充徒刑的办法。

　　1960年5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能用罚金折服劳役问题的复函》中，再次强调对于“走私案件根据具体情节给予适当的刑事处分，不能以罚金折服劳役”。

2、79刑法制定那阵，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人民依然很穷，司法理念依然很淳朴，行政罚款远没有现在这么盛行，刑法上的罚金作为财产刑仅仅作为刑罚的点缀放在79刑法中的。 79刑法适用罚金的罪种有23个，可独立适用的14个。

在79刑法中，作为财产刑的没收财产刑的设置比较有意思：

（1）79刑法分则中反革命罪的所有罪名均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这体现了建国初期的思想：对反革命的犯罪分子除严刑镇压外并得处以没收全部或一部财产的惩罚，将其掠自中国人民的财富，还给中国人民。可见，79刑法中对没收财产刑的偏爱体现了把没收财产刑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的思想，而不是体现剥夺罪犯再犯能力的功能。

（2）在79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七章妨害婚姻、家庭罪和 第八章渎职罪中，没有一个罪名设置没收财产和罚金，体现了建国初期的一直延续下来的思想：“业务过失致人于死、通奸、伤害、遗弃婴儿致死等犯罪，依照上述政策法令精神根本不能使用罚金处罚。尤其通奸处罚金更是奇怪现象，这样滥用财产刑，则不仅不能达到惩罚改造警戒的刑事政策目的，且最易发生富有资财的坏分子逍遥法外，甚至敢于做出无顾忌地胡作非为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所不容许发生的。”（1950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财产刑罚使用问题的指示》）

（3）在79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走私罪、投机倒把罪、伪造或者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和伪造国家货币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设置了没收财产刑。

（4）在79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抢劫、惯窃、惯骗或者盗窃、 诈骗、抢夺和贪污罪，设置了没收财产刑。

（5）在79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 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制造、贩卖、运输鸦片、海洛英、吗啡或者其他毒品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设置了没收财产刑。

　　总之，79刑法中财产刑的设置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斗争工具的考虑（在反革命罪中），而在其它犯罪中相对设置较少，就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比较而言，更喜欢使用没收财产刑。一者因为当时人们的经济观念没有现在这么强，而且较穷，还没有象如今社会这么喜欢动不动就用经济惩罚的手段，对穷人来说，用财产刑剥夺再犯能力没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判有期徒刑来得实惠有效。二者因为当时人们羞于谈论钱财，罚金给人以用钱赎刑的感觉，不如没收财产刑来得那么干脆和彻底，而且没收财产刑都是附加适用的，给人以打到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感觉。至于贝卡里亚“没收财产是在软弱者头上定价，它使无辜者也忍受着罪犯的刑罚，并使他们沦于必然也去犯罪的绝境。”的观点，当时没有人敢提，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说。“没收财产刑只能作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社会安宁、打击敌对势力和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的一种特殊手段而谨慎使用，而不宜作为一般性的惩治贪利性犯罪的经济制裁手段。对一般贪利性犯罪适用罚金刑就足以从经济上给予足够制裁，完全没有必要另外适用没收财产刑。”那是储槐植
等人的后话了。

3、到97刑法颁布的时候，社会面貌和人们观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一切向钱看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甚至牛顿力学中的时间都被骚动不安的中国人赋予了财产的意义：时间就是金钱！

97刑法在财产刑的制定上存在如下的社会背景：

（1）在新时代里，行政机关使用“以罚代管”的技艺已经炉火纯青了，凭借按罚款的一定比例的财政返还，行政机关聚集了巨额钱财，这让97刑法的立法者们感觉到一个财产刑时代的来临。如果再羞羞答答地设立、适用罚金刑等财产刑，不能让世界认识到中华大地已经国富民强了，何况在强劲的经济增长面前，在动不动就被行政罚款，交通违章罚两百都觉得区区小数、不足挂齿，恨不得罚个500、1000、20000元才过瘾的本能冲动面前，中国老百姓已经对罚款非常适应了、习惯了，承受能力增强了。面对行政违法的人，周围的看客都希望政府能够罚他个倾家荡产才过瘾，而对于刑事犯罪的人，刑法还慎用罚金等财产刑，实在脱离了我们的伟大时代了。

（2）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种贪利性犯罪层出不穷，都被逐步列入刑法的罪名中了，对贪利性犯罪，适用财产刑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既然罪犯是在钱上打主意的，那就让罪犯在钱上有所失吧，就像你强奸他人妻子，就让受害人丈夫强奸你妻子吧，一报还一报。晕死，原来这种对贪利性犯罪设置财产刑是出于以牙还牙的逻辑！

（3）不少学者、法官出国转了一圈，发现所谓的法治国家都大量使用罚金刑，在还没有搞清楚原委的情况下，生怕中国立法和司法不能与国际接轨，回来后阿Q式地奔走相告，人家早就“革命”了，我们也应“革命”！

金融犯罪法律适用问题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韩艳春


一、金融犯罪的概念
金融犯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破坏金融秩序，侵犯金融财产利益，依照刑法的规定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金融犯罪通常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的金融诈骗罪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的骗购外汇罪，共涉及34个罪名。由于金融犯罪专业性强，涉及范围广，因此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着一些问题。
二、金融犯罪特别法立法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制定金融犯罪特别法呢？这是由当前及未来一定时间内的金融犯罪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我国进入社会转型的快速时期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由于种种原因，金融领域的犯罪呈现激增和蔓延之势。
从目前全国金融违法犯罪的实际状况和基本走势来看，如今的金融违反犯罪，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犯罪点位普遍化；二是犯罪手段智能化；三是犯罪种类多样化；四是犯罪主体多元化；五是犯罪金额大额化；六是犯罪形式隐蔽化；七是犯罪方式团伙化。
金融犯罪猖獗与现代高新技术密不可分。建立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金融业务，具有无穷的魅力，同时也产生了难以预见、难以控制的风险。法律是严惩金融犯罪锐利武器。国内和国际的金融犯罪实践充分说明，仅依靠金融犯罪的一般法是不够的。加强金融刑事犯罪方面的立法，制定完善、有效的金融犯罪特别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三、惩治金融犯罪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1、使用假票据诈骗的有关情形如何定罪处罚的问题
目前，我们在实践中经常遇到行为人利用假票据进行诈骗，因被银行及时识破未能得逞的情况。这类行为人通常利用某些单位急于融资的心理，把假票据(谎称真票，票面金额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千万元)提供给融资单位，双方商定如通过银行查询并办成质押贷款后，融资单位即付出相应报酬(此前有的则先付少量定金或中介费)。对这类行为，如何定罪处罚，各地做法不一。一种是以票面金额作为数额标准，按照票据诈骗(未遂)处理；另一种是以预先取得定金、中介费等费用作为数额标准，按照票据诈骗或诈骗罪处理。
笔者认为：(１)票据诈骗中的数额标准，应该理解为完成形态(即遂)的犯罪数额，即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而不应是票面金额或预期得到的金额。这一点虽无司法解释，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４号)中关于“盗窃数额”的规定可作参照。该《解释》第１条第１款规定：“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窃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盗窃和诈骗同为侵财型案件，其本质有相通之处，因此，行为人所持假票的票面金额和约定后而未实际到手的定金、中介费金额不宜作为定罪依据。( 2 )根据《刑法》２３条规定，未遂犯也应追究刑事责任。但票据诈骗(未遂)在目前情况下，何种情节可定罪处罚尚无明文规定，而前面述及的盗窃罪，对未遂犯罪的追诉定罪情节，司法解释则专门作了规定。因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整个金融诈骗(未遂)的追诉情节作出规定，以限制“自由裁量权”。
2、关于使用伪造、变造信用证附随单据、文件的行为如何定罪的问题
《刑法》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条文中，只对集资诈骗、贷款诈骗和信用卡诈骗中的恶意透支行为明确规定了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此一种观点认为，除此之外其他金融诈骗犯罪不需要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前提。但是，笔者感到金融诈骗作为诈骗罪的一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必要构成要件。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明确指出：“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同时，《纪要》就认定金融诈骗非法占有为目的规定了７种情形，即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据此，认为信用证诈骗罪不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观点显然不对。前例行为人虽有伪造、变造信用证附随单据的行为，但其在接管企业后逐步清偿债务，且并无上述７种规定情形，故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依据不足，不宜作为信用证诈骗犯罪论处。行为人为了开证而伪造、变造信用证附随单据，能否按《刑法》第177条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笔者也认为依据不足。《刑法》条文虽作了原则性规定，但考虑到具体情况和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的《追诉标准》对此又作了限制，规定“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数量在１０张以上的”，应予追诉。这里所指的金融票证，通常是指汇票、本票、支票以及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而开证所用的合同、仓单等是否包括其中尚不明确。为减少争议，规范行文，笔者建议今后有关部门对金融诈骗各罪种表述时均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予以规定，同时对“金融票证”所涉范围予以明确。
四、金融犯罪现行立法的问题与完善金融犯罪特别法的建议。
1、 完善银行卡犯罪的刑事立法
必要性：中国银行卡犯罪也在迅猛增长。有关数据显示，中国外卡偷换欺诈率为0.038%，相对于亚太地区0.010%的比率来说，中国外卡偷换欺诈率颇高。国内银行卡犯罪已由先前的恶意透支、冒用等传统犯罪形式，发展为伪造银行卡、使用伪造银行卡、网上欺诈等新的犯罪形式，境内外相勾结，分工专业化、集团化、高科技高智能化成为银行卡犯罪新特点。
电子和信息技术革命在给社会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为非法活动创造了机会，数据可以被篡改或破坏，安全系统可以被变换，偷窃的信用卡和长途电话账户可以瞬间传递到全球各地，转移资金只需几秒钟就可以完成。
在我国的金融实践中，常见的涉卡犯罪有：直接伪造身份证，骗取银行卡；作弊担保骗取银行卡；利用银行卡恶性透支；卡丢失后被冒用；谎报挂失，骗取银行资金；银行卡代扣公用事业费用形成风险；内外勾结、协同作案；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伪卡，盗取别人资金。
在美国、日本及台湾地区，已经采取刑事立法手段，加强打击力度。利用刑事法律的惩戒功能，把多种涉卡不当行为规定为犯罪，能够有效打击银行卡犯罪。借鉴他人的经验非常重要。
立法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就“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进行单项立法或补充立法，将下列行为定为犯罪。由于银行卡犯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而非公私财产所有权，作为独立的罪名加入《刑法》第二编的第三章的第四节，属于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之一。
在互联网上盗取他人银行卡信息的行为；持有、运输、销售、提供伪造变造银行卡，变造银行卡，非法持有、销售制造伪卡制作机具及材料，以及窃取磁条信息等与伪卡犯罪有关的行为；骗领银行卡行为，有上述行为之一的，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2、非法金融中介罪
必要性：洗钱犯罪猖獗 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清洗黑钱的数额占到了世界生产总值的2%到5%，也就是介乎于6000亿美元到18000亿美元间，而且每年还按照1000亿美元的幅度在增加。
根据权威机构的估算，中国每年的非法洗钱数额在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在近30年里，西方各国政府纷纷立法加强反洗钱，但被动的反洗钱行为和主动的洗钱犯罪不但没有减少，甚至还有所增加。
目前，洗钱犯罪活动已经搭上经济金融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快车，逐渐摆脱了其他犯罪后线的地位，成为一种专门的、相对独立的犯罪环节。洗钱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政治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国际公害。
洗钱犯罪不仅直接蛀食着国家经济，而且纵容了许多恶性犯罪，如绑架、贪污、诈骗等。1999年赖昌星案发时，人们在震惊之余才发现洗钱竟帮助他隐藏了那么多罪恶。打击洗钱已刻不容缓。
地下钱庄是洗钱犯罪的“中枢神经系统”，高额的佣金诱惑着它们铤而走险。合法或者非法的金融机构在洗钱犯罪过程中始终起着一种中介作用，自觉不自觉地帮助犯罪分子洗净“脏钱”（黑钱）。 非法的金融中介为洗钱等金融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为虎作伥的作用。因此，在立法上需要创造专门适用于非法金融中介的、特别的刑事法律规范，通过最高权威的立法打击非法的金融中介活动。
立法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就“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进行单项立法或补充立法，创设非法金融中介罪。由于非法金融中介罪的犯罪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而非公私财产所有权，应将其作为独立的罪名加入《刑法》第二编的第三章的第四节，属于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之一。可以这样表述：从事非法金融中介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