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范保险分红诈骗风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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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墨西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合众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合众国（以下简称“双方”），

　　为促进双方在友好关系框架内的有效合作及提供刑事司法协助；

　　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及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适用范围

　　一、双方应当根据本条约的规定，相互提供刑事司法协助。

　　二、司法协助应当包括：

　　（一）送达刑事诉讼文书；

　　（二）获取人员的证言或者陈述；

　　（三）提供文件、记录和证据物品；

　　（四）获取和提供鉴定结论；

　　（五）查找或者辨认人员；

　　（六）进行司法勘验或者检查场所或者物品；

　　（七）安排有关人员作证或者协助调查；

　　（八）移送在押人员以便作证或者协助调查；

　　（九）查询、搜查、冻结和扣押；

　　（十）没收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

　　（十一）通报刑事诉讼结果和提供犯罪记录；

　　（十二）交换法律资料；

　　（十三）在不违反被请求方法律的情况下，双方同意的其他协助。

　　三、本条约不适用于：

　　（一）对人员的引渡；

　　（二）执行请求方所作出的刑事判决、裁定或者决定，但是被请求方法律和本条约许可的除外；

　　（三）移交被判刑人以便服刑；

　　（四）刑事诉讼的转移。

　　四、本条约仅适用于双方之间的相互司法协助。本条约的规定，不给予任何私人当事方以取得、隐瞒或者排除任何证据或者妨碍执行请求的权利。

　　第二条 中央机关

　　一、为本条约的目的，双方指定的中央机关应当就司法协助请求的事项，相互直接联系。

　　二、本条第一款所指的中央机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在墨西哥合众国方面为总检察院。

　　三、任何一方如果变更其指定的中央机关，应当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另一方。

　　第三条 拒绝或者推迟协助

　　一、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被请求方可以拒绝提供协助：

　　（一）请求涉及的行为根据被请求方法律不构成犯罪；

　　（二）被请求方认为请求涉及的犯罪是政治犯罪；

　　（三）请求涉及的犯罪根据请求方法律纯属军事犯罪；

　　（四）被请求方有充分理由认为，请求的目的是基于某人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者政治见解而对该人进行侦查、起诉、处罚或者其他诉讼程序；

　　（五）被告人已经因请求涉及的犯罪被最终宣告无罪、赦免、被判刑，或者基于判决所产生的惩罚和义务已经灭失；

　　（六）被请求方认为，执行请求将损害本国的公共秩序或者其他重大公共利益、主权、安全，或者违背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

　　二、如果提供协助将会妨碍正在被请求方进行的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被请求方可以推迟提供协助。

　　三、在根据本条拒绝或者推迟执行协助请求前，被请求方应当考虑是否可以在其认为必要的条件下准予协助。请求方如果接受附条件的协助，则应当遵守这些条件。

　　四、被请求方如果拒绝或者推迟提供协助，应当将拒绝或者推迟的理由通知请求方。

　　第四条 请求的形式和内容

　　一、请求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且由请求方中央机关签署或者盖章。在紧急情形下，在被请求方正式确认已经收悉有关请求的前提下，被请求方可以接受通过其他方式提出的请求。请求方应当尽快以书面形式确认该请求。

　　二、请求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请求所涉及的进行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的主管机关的名称；

　　（二）对于请求所涉及的案件的性质和事实以及所适用的法律规定的说明；

　　（三）对于请求提供的协助及其目的的说明；

　　（四）在紧急情况下，请求得以执行的期限。

　　三、在可能的范围内，请求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关于被取证人员的身份和居住地的资料；

　　（二）关于受送达人的身份、居住地以及该人与诉讼的关系的资料；

　　（三）关于需查找或者辨别的人员的身份及下落的资料；

　　（四）关于需勘验或者检查的场所或者物品的说明；

　　（五）在执行请求时须遵循的特定程序及其理由的说明；

　　（六）关于搜查的地点和查询、冻结、扣押的财物的说明；

　　（七）保密的需要及其理由的说明；

　　（八）关于被邀请前往请求方境内作证或者协助调查的人员有权得到的津贴和费用的说明；

　　（九）有助于执行请求的其他资料。

　　四、被请求方如果认为请求中包括的内容尚不足以使其处理该请求，可以要求提供补充资料。

　　五、根据本条提出的请求和辅助文件，应当附有被请求方文字的译文或者英文译文。

　　第五条 请求的执行

　　一、被请求方应当按照本国法律及时执行请求。

　　二、被请求方在不违背本国法律的范围内，可以按照请求方要求的方式执行请求。

　　三、被请求方应当将执行请求的结果及时通知请求方，如果无法提供所请求的全部或者部分协助，被请求方应当将原因通知请求方。

　　第六条 保密和限制使用

　　一、如果请求方提出要求，被请求方应当对请求，包括其内容和辅助文件，以及按照请求所采取的行动予以保密。如果不违反保密要求则无法执行请求，被请求方应当将此情况通知请求方，请求方应当随即决定该请求是否仍然应当予以执行。

　　二、如果被请求方提出要求，请求方应当对被请求方提供的资料和证据予以保密，或者仅在被请求方指明的条件下使用。

　　三、未经被请求方的事先书面同意，请求方不得为了请求所述案件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使用根据本条约所获得的资料或者证据。

　　第七条 送达文书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并依请求，送达请求方递交的文书，但是对于要求某人作为被指控犯罪的人员出庭的文书，被请求方不负有执行送达的义务。

　　二、被请求方在执行送达后，应当向请求方出具送达证明。送达证明应当包括送达日期、地点和送达方式的说明，并且应当由送达文书的机关签署或者盖章。如果无法执行送达，则应当通知请求方，并且说明原因。

　　第八条 调取证据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并依请求，调取证据并移交给请求方。

　　二、如果请求涉及移交文件或者记录，被请求方可以移交经证明的副本或者影印件；在请求方明示要求移交原件的情况下，被请求方应当尽可能满足此项要求。

　　三、在不违背被请求方法律的前提下，根据本条移交给请求方的文件和其他资料，应当按照请求方要求的形式予以证明。

　　四、被请求方在不违背本国法律的范围内，可以同意请求方主管机关人员以观察员的身份在执行请求时到场，并允许其通过被请求方行政或者司法人员向被调取证据的人员提问。为此目的，被请求方应当及时将执行请求的时间和地点通知请求方。

　　第九条 拒绝作证

　　一、根据本条约被要求作证的人员，如果被请求方法律允许该人在被请求方提起的诉讼中的类似情形下不作证，可以拒绝作证。

　　二、如果根据本条约被要求作证的人员，主张依请求方法律有拒绝作证的权利或者特权，被请求方应当要求请求方提供是否存在该项权利或者特权的证明书。请求方的证明书应当视为是否存在该项权利或者特权的充分证据，除非有明确的相反证据。

　　第十条 安排有关人员作证或者协助调查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方的请求，邀请有关人员前往请求方境内出庭作证或者协助调查。请求方应当说明需向该人支付的津贴、费用的范围。被请求方应当将该人的答复及时通知请求方。

　　二、邀请有关人员在请求方境内出庭的文书送达请求，应当在不迟于预定的出庭日六十天前递交给被请求方，除非在紧急情形下，被请求方已经同意在较短期限内转交。

　　第十一条 移送在押人员以便作证或者协助调查

　　一、经请求方请求，被请求方可以将在其境内的在押人员临时移送至请求方境内以便出庭作证或者协助调查，条件是该人同意，而且双方已经就移送条件事先达成书面协议。

　　二、如果根据被请求方法律被移送人应当予以羁押，请求方应当对该人予以羁押。

　　三、须移送在押人员的诉讼程序完毕后，请求方应当尽快将该人送回被请求方。

　　四、除本条第一款所指书面协议规定的条件外，请求方不应当要求被请求方为确保送回在押人员而提出引渡或者任何其他程序。

　　五、为本条的目的，该被移送人在请求方被羁押的期间，应当折抵在被请求方判处的刑期。

　　第十二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

　　一、除非事先取得被请求方和本人同意，请求方对于到达其境内的证人或者鉴定人员，不得由于该人在入境前的任何作为或者不作为，对其进行侦查、起诉、羁押、处罚或者采取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也不得要求该人在请求所未涉及的任何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中作证或者协助调查。

　　二、如果上述人员在被正式通知无需继续停留后三十天内未离开请求方，或者离开后又自愿返回，则不再适用本条第一款。但是，该期限不应当包括该人由于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离开请求方领土的期间。

　　三、对于拒绝根据第十条或者第十一条作证或者协助调查的人员，请求方不得因此种拒绝而施加任何刑罚或者采取任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第十一条规定的措施除外。

　　第十三条 查询、搜查、冻结和扣押

　　一、被请求方应当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执行查询、冻结、搜查和扣押作为证据的财物的请求，条件是此项请求所针对的行为仅限于根据被请求方的法律构成犯罪的行为。

　　二、被请求方应当向请求方说明执行请求的方式和结果，包括查询或者搜查的结果，冻结或者扣押的地点和状况以及有关财物随后被监管的情况。

　　三、如果请求方同意被请求方就移交提出的条件，被请求方应当将被扣押财物移交给请求方。

　　第十四条 向被请求方归还文件、记录和证据物品

　　请求方应当根据被请求方的要求，尽快归还被请求方根据本条约向其提供的文件或者记录的原件和证据物品。

　　第十五条 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的没收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努力确定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是否位于其境内，并且应当将调查结果通知请求方。在提出这种请求时，请求方应当将其认为上述财物可能位于被请求方境内的理由通知被请求方。

　　二、如果根据本条第一款，涉嫌的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已被找到，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按照本国法律采取措施冻结、扣押和没收这些财物。

　　三、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及双方商定的条件下，被请求方可以根据请求方的请求，将全部或者部分犯罪所得、犯罪工具或者出售有关资产的所得移交给请求方。

　　四、在适用本条时，被请求方和第三人对这些财物的合法权利应当依被请求方法律受到尊重。

　　第十六条 通报刑事诉讼结果

　　一、一方根据本条约向另一方提供协助后，该另一方应当根据请求向对方通报有关刑事诉讼的结果。

　　二、一方应当根据请求，向另一方通报其对该另一方国民提起的刑事诉讼的结果。

　　第十七条 提供犯罪记录

　　如果在请求方境内受到刑事侦查或者起诉的人在被请求方境内曾经受过刑事追诉，被请求方则应当根据请求，向请求方提供有关该人的犯罪记录和对该人判刑的情况。

　　第十八条 交流法律资料

　　双方可以根据请求，相互交流各自国家现行的或者曾经实施的与履行本条约有关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的资料。

　　第十九条 证明和认证

　　为本条约的目的，除非一方提出要求，根据本条约转递的任何文件，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证明或者认证。

　　第二十条 费用

　　一、被请求方应当负担执行请求所产生的费用，但是请求方应当负担下列费用：

　　（一）有关人员按照第八条第四款的规定，前往、停留和离开被请求方的费用；

　　（二）有关人员按照第十条或者第十一条的规定，前往、停留和离开请求方的费用和津贴，这些费用和津贴应当根据费用发生地的标准和规定支付；

　　（三）鉴定人的费用和报酬；

　　（四）笔译和口译的费用和报酬。

　　二、请求方应当根据要求，预付由其负担的上述津贴、费用和报酬。

　　三、如果执行请求明显地需要超常性质的费用，双方应当相互协商决定可以执行请求的条件。

　　第二十一条 外交或者领事官员送达文书和调取证据

　　一方可以通过其派驻在另一方的外交或者领事官向在该另一方境内的本国国民送达文书和调取证据，但是不得违反该另一方法律，并且不得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第二十二条 其他合作基础

　　本条约不妨碍任何一方根据其他可适用的国际协议、安排、惯例或者本国法律向另一方提供协助。

　　第二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由于本条约的解释、适用或者违反而产生的争议，应当由中央机关直接协商解决，如果未能解决，则应当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二十四条 生效、修正和终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后第三十天生效。

　　二、本条约适用于其生效后提出的请求，即使有关作为或者不作为发生于本条约生效前。

　　三、本条约可以书面协议随时修正，有关修正自双方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完成国内生效程序之日后第三十天生效。

　　四、任何一方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随时通知终止本条约。终止自该通知发出之日后第一百八十天生效。即使本条约已经终止，在本条约终止时已经受理的请求应当予以执行。

　　本条约于二00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订于墨西哥城，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制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遇解释上的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墨西哥合众国代表

　　　　　　　　　　　　　　　　　　　　　　　　　　　　周文重　　　　　　拉斐尔·马塞多·德拉孔查

程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技术侦查/秘密侦查/自侦案件
内容提要: 在此轮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立法是侦查部分修正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应否享有完整的技侦权。首先需要分析现有规范性依据及实践中自侦案件技侦手段的使用情况。占主流观点的支持者提出了种种理由，然而从技侦权配置的整体改革方向来看，基于技侦手段干预权利的程度及技侦手段规制的必然要求，技侦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应当分离，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体系中应当承担其监督职能，而不是执行职能。


技术侦查，也称为技术侦察、技侦手段或行动技术手段[1]，简称为“技侦”，是我国侦查实践中对监控型秘密侦查/秘密监控的习惯性称谓，根据立法定义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2]。技侦手段作为侦查实践中广泛运用却又鲜受立法规制的一类特殊侦查手段，在今年正在积极推进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作为一项重要变动而备受关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历来是职能部门之间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因此在此轮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立法过程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并非如何保障基本权利、落实法治原则，而是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技侦权如何配置的问题。本文暂且不就立法焦点偏离的问题进行探讨，而仅仅就目前的立法讨论焦点问题展开论述。首先分析目前法律规范中关于技侦权配置的规定与实务中检察机关运用技侦权的基本状况，其次将梳理赞同赋予检察机关技侦权的各种主张，最后将着重分析检察机关在技侦权立法中应当承担的职能以及合理的技侦权配置模式。

一、技术侦查的界定

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3]。这一立法定义不仅从内涵上比较准确地界定了技术侦查，而且还通过列举的方式基本勾勒出了技术侦查的具体类型。从内涵的角度来看，技术侦查具有秘密性，同时还必须满足技术性的要求，单纯具备秘密侦查的特点，但并未使用科技手段辅助的各种侦查手段不属于技术侦查，如卧底侦查、诱惑侦查等乔装类侦查手段以及单纯使用人的视力进行的监视或人力跟踪等；同样，单纯具备技术性要求，但不具备秘密性特征的侦查手段也并非实践与立法中所指称的技术侦查，比如现场勘查设备、测谎仪、鉴定中使用的科技设备等，在侦查实务中被称之为“侦查技术”、“刑事技术”。具体而言，技术侦查又被划分为七类具体手段：

1．电子侦听，也称之为麦克风侦听，具体指通过窃听设备对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性的口头谈话进行侦听，比如在办公室、家中安装窃听器进行的窃听。此类窃听手段与对电话的监听不同，后者是对电信通讯内容的截取。

2．电信监控，即对通过各种通讯方式进行的联系进行监控，既包括电话监听，也包括通过手机定位查找相对人的地点，或查询短信内容，但不包括对通讯记录等通讯形式进行获取，对通话记录的获取与电话监听所针对的获取通话内容是被区别对待的两种侦查手段。

3．电子监控，包括进行秘密的拍照与录像，也包括使用电子设备对侦查相对人进行监视、跟踪与定位。

4．邮件检查，对纸质的通信进行秘密检查，最近也开始发展为对物流的包裹、快递进行秘密检查。

5．密搜密取，即对侦查相对人所处的地点或物品进行秘密的搜查以及提取物证、书证等相关证据，搜查提取结束后相对人并不知悉该搜查行为已经发生。

6．外线侦查，是指技侦部门所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跟踪、盯梢、守候、监视甚至秘密逮捕等综合性手段。[4]

7．网络侦查，网络侦查是对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展开秘密侦查的一类手段的统称，与现实世界中的技术侦查相似，在具体手段上也表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包括对邮件通讯及其他互联网文字、声音、图像通讯的截取、对储存在网络空间中的信息进行秘密调取、对上网轨迹、上网地址进行查询、定位等均为网络秘密侦查的表现形式。

二、检察机关技侦权配置的规范性依据

迄今为止，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技侦手段的使用尚无法律依据。虽然《宪法》第40条关于通讯自由的保障条款中[5]，概括性授权检察机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然而宪法条文所要求的“法律程序”没有在刑事诉讼法或者其他部门法中加以规定，检察机关自侦权依然缺乏法律依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1993年《国家安全法》第10条与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授权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使用技术侦察措施”[6]。也就是说，现有法律规范将技侦权授予公安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虽然有宪法的概括性授权，但由于可供执法的法律文件阙如，事实上自侦案件中技侦权的使用并无法律依据。

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日益高发、自侦案件办理难度日益增大的现实情况促使着检察机关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采用变通方式规避法律使用技侦手段。根据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检察机关在侦办自侦案件时，对贪污贿赂案件与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可以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此通知并未赋予检察机关决定与实施技侦手段的权力，实务中检察机关只具有使用技术侦查的建议权与申请权，最终是否采用由公安机关决定并执行。从更为严格的角度来讲，由于至今为止我国法律对人民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能否使用技术侦查没有规定，按照“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得为”的法治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职务犯罪不能使用技术侦查措施[7]；而虽然有上述《通知》，但由于其并不具备法律效力[8]，不足以成为授权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的合法依据。

三、自侦案件中技侦手段的适用状况与改革呼声

随着近年来反腐败形势的日益严峻以及腐败犯罪案件作案手法的日益高明、狡猾，检察机关在侦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也面临着取证难问题、翻供问题等其他隐形犯罪、无被害人犯罪所面临的相同困境。在我国目前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虽然可以通过变通方式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但适用的具体程序是先由检察机关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然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从实际实施的效果来看，这种使用机制存在不少问题：该机制启动程序复杂，运作时间长，公安机关的技术人员不完全了解检察机关的侦查意图，在办案中往往容易贻误战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具体协作的程序与作法不规范，协作关系是否顺畅因人因地而异，有的检察机关主要负责人同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的个人感情好，这种协作配合就比较顺利，也很有成效，如果双方之间的私人关系不和，这种协作配合就不顺利，甚至进行不下去，这种仅仅依赖于部门负责人之间的私交运行的协作关系本身就存在着潜在的危机。实际办案中，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技侦手段适用过程中的协作的实际效果经常是差强人意，如有的时候，公安机关或者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本部门工作任务的繁重，就先完成本部门的任务，而后完成协作单位的任务，而此时监控、录制已错过时机；有的工作人员处于应付状态，对哪些可录制哪些不可录制不清楚，有的则因暂时离岗而错失监控时机；有的工作人员对录制内容的保管不认真，甚至因录制内容被其他录制内容覆盖而丢失有价值的侦查信息。[9]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中许多代表人士开始呼吁在自侦案件中通过法律授权检察官有权使用技侦手段[10]。在检察侦查实务当中，技侦手段也在个别案件中开始得到零星的使用，根据原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孙力检察长的介绍，“目前职务犯罪案件中，只有在侦查重大案件时才偶尔使用技术侦查，而且使用技术手段的目的也大多是通过监听电话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为抓获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很少用来帮助获取相关证据或证据线索”[11]。近期媒体报道的数件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的案例多少印证了上述判断，比如江苏海门检察院在侦查“豪赌镇长”张健贪污、受贿案使用技侦手段进行了抓捕[12]；黑龙江绥化市检察院侦查肇东工商银行储蓄所所长赵某挪用公款案中使用技侦手段进行了监控[13]。

主张将技侦手段适用于职务犯罪的观点或者说主张赋予检察机关直接使用技侦权力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理由：其一，职务犯罪自身的特点如高智能、极强的隐蔽性等，使得职务犯罪与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等其他隐形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一样面临着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突出问题，因而存在适用技侦手段的必要性；其二有助于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一方面由于缺乏技侦手段的支持，近年来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打击不力，另一方面既然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加大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与其让纪检机关承担侦查职能，并大量使用“两规”、“两指”措施，还不如赋予检察机关采用技侦手段的权力，采用法律之内的措施解决问题；其三，长期以来认为“党内不许搞技术侦查”的政策不允许在职务犯罪中使用技侦手段是错误的看法。“党内不许搞技术侦查”是指在党内路线、政治斗争、派别斗争和调查违纪案件中，不准搞技术侦查，而不是指共产党员实施职务犯罪之后，因为其是共产党员而不得对其搞技术侦查。对于犯罪分子是共产党员就不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无异于给他们以特殊的保护，这不仅会影响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而且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4]。其四，从侦查对象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借用”机制也存在诸多不便，由于侦查对象中包括许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党政领导干部，犯罪主体身份特殊，侦查此类犯罪需要高度保密，严格控制侦查工作的知情面，而检察机关借用其他机关手段办案，必然扩大知情面，不利于办案保密[15]。当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或者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时，由与犯罪嫌疑人同系统的工作人员进行监控、录制，也会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某种程度上对侦查活动产生影响[16]。也就是说，对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时，检察机关再委托公安机关技侦部门对本系统的人员进行监控，其客观性与独立性值得怀疑。其五，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检察机关享有独立实施技侦手段的权力，从资金、技术与人员的角度来看，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负责同志的粗略测算，假设在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增设技侦部门，则共需要在415个单位建设相应的设备、增加大约4150名工作人员，而每个建设单位购买与维护技侦设备需要200万元投入，总计投入8个多亿，人员与财政投入的增加并不是很大，是完全可以解决的[17]。

四、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格局中的应有定位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格局中的定位应为技侦权的监督角色，在自侦案件中可以拥有决定权，甚至是审批权，但不应当享有执行权。理由如下：

（一）技侦手段极易滥用于政治斗争与党派斗争

长期以来受“党内不得搞技术侦查”政策的影响，加之法律没有明确授权检察机关有权使用技侦手段，对于公务人员特别是党员，利用职务实施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并不常见。实务当中，反对将技侦手段适用于官员与党员的主要理由是担心技术侦查的使用将引发党内政治生活的混乱，造成人人自危、相互猜忌的局面，损害同志关系，损害民主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且极有可能沦为帮派分子搞政治斗争的工具。[18]应当说司法实践的实例已经证明长期以来在这个方面上的担心与忧虑并非空穴来风，2004年1月，陕西榆林市府谷县发生的县公安局政委随意命令电话监听县公安局局长、县人大主任事件[19]，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监听等技侦手段存在极易被滥用于政治斗争的可能。无独有偶，2007年7月，陕西咸阳三原县也发生了公安局工作人员对县委干部考察组的工作谈话进行非法监听的事件[20]。这两例监听手段滥用的实例既说明了目前技侦手段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也更加印证了技侦手段极易被滥用于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