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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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
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
农牧发[2010]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及农业、农机、畜牧、兽医、农垦、乡镇企业、渔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及畜牧兽医局，部有关司局及直属单位：
根据新修订的《草原防火条例》和草原防火工作实际需要，对《农业部草原火灾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并更名为《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业经国务院批准。现将《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公布，自2010年11月1日起施行。
附件：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
http://www.gov.cn/gzdt/2010-11/26/content_1754048.htm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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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对于同种犯罪只有既遂或者未遂的定罪处罚问题，一般没有大的争议，但对于既有既遂又有未遂的，如何定罪处罚，理论上和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分歧，目前已成为量刑规范化改革当中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笔者本文略抒己见，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未遂犯罪的定罪问题
定罪是量刑的基础。只有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才能依法量刑，否则，量刑无从谈起。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显而易见，这是针对构成犯罪的未遂犯而适用的处罚原则。
根据刑法的规定，是否构成犯罪，不但要符合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的犯罪概念中的“但书”的规定，而且要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各个犯罪的犯罪构成的规定。未遂犯罪什么情况下可以定罪处罚，什么情况下不予定罪处罚，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认定。
例如，就财产犯罪而言，抢劫犯罪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抢劫行为，一般就可构成抢劫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即使在未遂的情况下，也不受抢劫目标财物数额大小的影响；盗窃犯罪有多种犯罪构成，对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不管盗窃数额大小，一般也可构成盗窃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即使在未遂的情况下，也不受盗窃目标财物数额大小的影响，但对于一般的盗窃，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盗窃未遂的，只有达到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才定罪处罚；对于纯数额型的诈骗等犯罪，犯罪数额大小是构成犯罪的标准，在犯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数额只要达到较大的起点，就构成诈骗罪，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诈骗未遂的，只有对于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才定罪处罚。
由此可见，对于抢劫等行为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即使在犯罪未遂的情况下，犯罪数额的大小不影响定罪；但对于盗窃（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除外）、诈骗等数额型财产犯罪，犯罪未遂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与犯罪既遂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数额较大）是有区别的。以数额巨大（即数额加重犯）的定罪起点数额作为该种财产犯罪未遂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不仅考虑了刑法总则对犯罪未遂应当定罪处罚的基本要求，也兼顾了刑法分则对财产犯罪的数额规定的要求，而且也与刑法第十三条犯罪概念中的“但书”规定相符合。因此，相关司法解释对盗窃未遂、诈骗未遂采用以盗窃或者诈骗既遂数额巨大为定罪的数额标准，应当是比较合理的。这种标准也应当成为其他一般财产犯罪未遂的定罪标准，从而也可以为司法实践明确一个统一的标准：以数额较大财物为对象的财产犯罪的未遂一般不以犯罪论处，只有以数额巨大财物为对象的财产犯罪的未遂才应当以犯罪论处。
二、部分未遂犯罪的处罚问题
在定罪的基础上，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的处罚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和做法：第一种做法，仅以既遂论处，不再追究未遂的刑事责任，或者将未遂作为从重量刑情节考虑；第二种做法，分别以既遂犯罪和未遂犯罪定罪处罚，未遂部分同时考虑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然后确定全案所应判处的刑罚；第三种做法，全案以既遂认定，依法确定应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之后再考虑部分未遂情节，酌情从轻处罚；第四种做法，既遂犯罪和未遂犯罪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既遂犯罪处罚。当然也不排除有应以数罪论处的观点。
首先，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是以一罪处罚还是以数罪并罚的问题。鉴于我国同种数罪不并罚的理论，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的定罪处罚显然不能采用同种数罪并罚的方法，只能以一罪处罚。除非在特定情况下（即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发现同种漏罪未判，或者又犯同种新罪）才有同种数罪并罚的可能性。据此，上述第二种做法以及同种数罪并罚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我国刑法理论的，没有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
其次，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如何处罚的问题。对于上述第一种做法，显然可能会导致量刑失轻问题。例如，诈骗既遂5000元，未遂100万元，按第一种做法，只能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而如果行为人只是诈骗未遂100万元，没有既遂数额，依法则要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量刑，之后再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考虑到刑法修正案（八）已明确一般不得跨幅度减刑，上述案件一般要在三年至十年幅度内量刑，两相比较，显然有失均衡。
对于上述第三种做法，笔者认为，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是两个不同的犯罪形态，把两种不同的犯罪形态合并在一起以既遂处罚，显然是不妥的。若按第三种做法，也可能存在量刑失衡问题。例如，诈骗既遂只有5000元，未遂100万元，按此种方法，即要认定诈骗数额为100.5万元，且只能在十年以上量刑，无疑失之严苛，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未遂情节只涉及部分未遂犯罪，不是一个标准的法定情节，而是一个酌定量刑情节，如果按未遂犯处罚原则对全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显然也没有法律依据。
笔者赞同第四种做法，“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据此，对此类案件，首先要分别根据行为人的既遂数额和未遂数额判定其各自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未遂部分还需同时考虑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后根据比较结果，如果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或者既、未遂所对应的量刑幅度相同的，以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反之，如未遂部分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的，则以该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
在适用量刑规范化办理此类案件时，根据上述原则，应先根据既遂部分或者未遂部分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如果是以既遂部分确定基准刑的，在以未遂部分酌情从重处罚时，要考虑未遂部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因素；如果是以未遂部分确定基准刑的，首先要以未遂情节调节基准刑，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既遂部分酌情从重处罚。
有观点认为，对于纯数额型财产犯罪，按照上述第四种做法有理有据，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是否适用于抢劫犯罪，值得研究。笔者认为，同样适用，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是一样的。
三、部分未遂犯罪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的处罚问题
实践中，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的处罚问题，也存在较大的分歧。笔者认为，可区别以下两种情形处理：
（一）对于同种犯罪（全部既遂）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情形。有观点认为，可以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当作部分未遂，参照前述部分未遂犯罪的处罚方法处理。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情形，既然全部同种犯罪都达到既遂状态，就应当根据全部同种犯罪确定相应的法定刑，并确定相应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只能作为酌定从宽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例如，被告人抢劫三次，均属既遂，其中，两次是未成年人犯罪，一次是成年人犯罪。量刑时，首先应根据三次既遂抢劫，确定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法定刑幅度量刑，然后再考虑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情节，酌情从轻处罚。当然，如果在十年以上量刑明显偏重的，可以依法通过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复核程序解决。
（二）对于部分未遂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并存的情形。笔者认为，首先要根据前述部分未遂犯罪的处罚方法确定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再考虑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等情况，决定酌情从重或者从轻处罚。具体而言，（1）对于以既遂部分确定法定刑和基准刑的情形，如果既遂部分具有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的，首先要适用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调节基准刑；如果既遂部分当中具有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的，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则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对于未遂部分则仍然作为酌情从重处罚的因素。（2）对于以未遂部分确定法定刑和基准刑的情形，如果未遂部分具有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的，首先要适用未遂情节、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调节基准刑；如果未遂部分当中具有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的，首先要以未遂情节调节基准刑，在此基础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则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对于既遂部分仍然作为酌情从重处罚的因素调节基准刑。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浅谈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的陈述
杨亚新
一、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的概念
所谓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是指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就他们所感知、理解和记忆的有关民事和行政案件的事实情况，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陈述。这里所讲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当事人的陈述，除诉讼中的原告人和被告人的有关陈述外，还包括第三人的陈述以及共同诉讼人的有关陈述。因为第三人和共同诉讼人在他们所参加的诉讼中，其诉讼地位实际上是处于相应的原告或被告的地位，所以，他们的陈述属于同一类型。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都可以作为诉讼证据对待。那么，什么样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属于诉讼证据呢?具体来说，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件：(1)在陈述的主体上，必须是案件的适格的原告人、被告人、第三人及共同诉讼人。(2)在陈述的内容上，只能是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而不包括当事人有关诉讼请求，适用法律的意见等的陈述。(3)在陈述的形式上，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4)在陈述的时间上，必须在诉讼开始到当事人最后陈述程序结束这一段时间内。诉讼开始前和案件进入评议宣判阶段后，当事人所作的陈述起不到诉讼证据的作用。
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必须同时具备以上四个要件，缺一不可。
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的特点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除具有当事人陈述的共同特性外，还有其自身的个性特征。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陈述指向主体的惟一性。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双方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为了便于法院查清案情真相，作出尽量有利于己方的裁判，往往积极行使诉权，实施相应的诉讼行为，当事人向法院作有关案件事实情况的陈述是最常见、最普通的诉讼行为。但是，当事人陈述，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必须向法院作出，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因为任何诉讼行为发生法律拘束力的条件之一，就是行为必须在审判者面前或者指向审判者。那么有关案件事实的当
事人陈述，如果不是向法院作出的，则不具有证据意义。因此，作为诉讼证据对待的民事、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其指向主体是惟一的，即人民法院。
2．陈述主体的排他性。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并非所有参与诉讼的人的陈述都是当事人陈述。只有作为民事、行政诉讼主体的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以及共同诉讼人，向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才是这里所指的“当事人陈述”。律师或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其效果是否及于当事人，要看当事人是否有特别授权或加以追认。证人、鉴定人员等参加诉讼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属于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其他诉讼证据种类，而不
属于“当事人陈述”。因此，作为独立证据种类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当事人陈述，其陈述主体具有排他性、专属性的特点。
3．陈述内容的特定性。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当事人为了使最终的裁判结果有利于己或者胜诉，往往竭尽全力，据理力争，除向法院作有关案件事实情况的陈述外，还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表达其对系争事实的法律评断和适用法律的意见等。是不是内容五花八门的陈述都可以作为诉讼证据对待呢?不是的。在这里，只有当事人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才是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的真正内容。因此，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具有特定性。
4．陈述时间的限定性和事后性。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当事人陈述的时间具有限定性，即当事人只能在诉讼开始后到进入评议宣判阶段前的这段时间为陈述。同时，当事人陈述相对于书证、物证而言，其在形成时间上又具有事后性的特征。
北安法院 杨亚新
一、未遂犯罪的定罪问题
定罪是量刑的基础。只有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才能依法量刑，否则，量刑无从谈起。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显而易见，这是针对构成犯罪的未遂犯而适用的处罚原则。
根据刑法的规定，是否构成犯罪，不但要符合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的犯罪概念中的“但书”的规定，而且要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各个犯罪的犯罪构成的规定。未遂犯罪什么情况下可以定罪处罚，什么情况下不予定罪处罚，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认定。
例如，就财产犯罪而言，抢劫犯罪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抢劫行为，一般就可构成抢劫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即使在未遂的情况下，也不受抢劫目标财物数额大小的影响；盗窃犯罪有多种犯罪构成，对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不管盗窃数额大小，一般也可构成盗窃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即使在未遂的情况下，也不受盗窃目标财物数额大小的影响，但对于一般的盗窃，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盗窃未遂的，只有达到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才定罪处罚；对于纯数额型的诈骗等犯罪，犯罪数额大小是构成犯罪的标准，在犯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数额只要达到较大的起点，就构成诈骗罪，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诈骗未遂的，只有对于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才定罪处罚。
由此可见，对于抢劫等行为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即使在犯罪未遂的情况下，犯罪数额的大小不影响定罪；但对于盗窃（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除外）、诈骗等数额型财产犯罪，犯罪未遂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与犯罪既遂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数额较大）是有区别的。以数额巨大（即数额加重犯）的定罪起点数额作为该种财产犯罪未遂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不仅考虑了刑法总则对犯罪未遂应当定罪处罚的基本要求，也兼顾了刑法分则对财产犯罪的数额规定的要求，而且也与刑法第十三条犯罪概念中的“但书”规定相符合。因此，相关司法解释对盗窃未遂、诈骗未遂采用以盗窃或者诈骗既遂数额巨大为定罪的数额标准，应当是比较合理的。这种标准也应当成为其他一般财产犯罪未遂的定罪标准，从而也可以为司法实践明确一个统一的标准：以数额较大财物为对象的财产犯罪的未遂一般不以犯罪论处，只有以数额巨大财物为对象的财产犯罪的未遂才应当以犯罪论处。
二、部分未遂犯罪的处罚问题
在定罪的基础上，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的处罚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和做法：第一种做法，仅以既遂论处，不再追究未遂的刑事责任，或者将未遂作为从重量刑情节考虑；第二种做法，分别以既遂犯罪和未遂犯罪定罪处罚，未遂部分同时考虑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然后确定全案所应判处的刑罚；第三种做法，全案以既遂认定，依法确定应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之后再考虑部分未遂情节，酌情从轻处罚；第四种做法，既遂犯罪和未遂犯罪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既遂犯罪处罚。当然也不排除有应以数罪论处的观点。
首先，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是以一罪处罚还是以数罪并罚的问题。鉴于我国同种数罪不并罚的理论，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的定罪处罚显然不能采用同种数罪并罚的方法，只能以一罪处罚。除非在特定情况下（即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发现同种漏罪未判，或者又犯同种新罪）才有同种数罪并罚的可能性。据此，上述第二种做法以及同种数罪并罚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我国刑法理论的，没有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
其次，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如何处罚的问题。对于上述第一种做法，显然可能会导致量刑失轻问题。例如，诈骗既遂5000元，未遂100万元，按第一种做法，只能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而如果行为人只是诈骗未遂100万元，没有既遂数额，依法则要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量刑，之后再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考虑到刑法修正案（八）已明确一般不得跨幅度减刑，上述案件一般要在三年至十年幅度内量刑，两相比较，显然有失均衡。
对于上述第三种做法，笔者认为，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是两个不同的犯罪形态，把两种不同的犯罪形态合并在一起以既遂处罚，显然是不妥的。若按第三种做法，也可能存在量刑失衡问题。例如，诈骗既遂只有5000元，未遂100万元，按此种方法，即要认定诈骗数额为100.5万元，且只能在十年以上量刑，无疑失之严苛，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未遂情节只涉及部分未遂犯罪，不是一个标准的法定情节，而是一个酌定量刑情节，如果按未遂犯处罚原则对全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显然也没有法律依据。
笔者赞同第四种做法，“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据此，对此类案件，首先要分别根据行为人的既遂数额和未遂数额判定其各自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未遂部分还需同时考虑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后根据比较结果，如果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或者既、未遂所对应的量刑幅度相同的，以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反之，如未遂部分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的，则以该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
在适用量刑规范化办理此类案件时，根据上述原则，应先根据既遂部分或者未遂部分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如果是以既遂部分确定基准刑的，在以未遂部分酌情从重处罚时，要考虑未遂部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因素；如果是以未遂部分确定基准刑的，首先要以未遂情节调节基准刑，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既遂部分酌情从重处罚。
有观点认为，对于纯数额型财产犯罪，按照上述第四种做法有理有据，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是否适用于抢劫犯罪，值得研究。笔者认为，同样适用，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是一样的。
三、部分未遂犯罪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的处罚问题
实践中，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的处罚问题，也存在较大的分歧。笔者认为，可区别以下两种情形处理：
（一）对于同种犯罪（全部既遂）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情形。有观点认为，可以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当作部分未遂，参照前述部分未遂犯罪的处罚方法处理。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情形，既然全部同种犯罪都达到既遂状态，就应当根据全部同种犯罪确定相应的法定刑，并确定相应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只能作为酌定从宽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例如，被告人抢劫三次，均属既遂，其中，两次是未成年人犯罪，一次是成年人犯罪。量刑时，首先应根据三次既遂抢劫，确定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法定刑幅度量刑，然后再考虑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情节，酌情从轻处罚。当然，如果在十年以上量刑明显偏重的，可以依法通过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复核程序解决。
（二）对于部分未遂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并存的情形。笔者认为，首先要根据前述部分未遂犯罪的处罚方法确定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再考虑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等情况，决定酌情从重或者从轻处罚。具体而言，（1）对于以既遂部分确定法定刑和基准刑的情形，如果既遂部分具有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的，首先要适用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调节基准刑；如果既遂部分当中具有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的，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则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对于未遂部分则仍然作为酌情从重处罚的因素。（2）对于以未遂部分确定法定刑和基准刑的情形，如果未遂部分具有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的，首先要适用未遂情节、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调节基准刑；如果未遂部分当中具有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的，首先要以未遂情节调节基准刑，在此基础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则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对于既遂部分仍然作为酌情从重处罚的因素调节基准刑。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浅谈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的陈述
杨亚新
一、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的概念
所谓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是指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就他们所感知、理解和记忆的有关民事和行政案件的事实情况，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陈述。这里所讲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当事人的陈述，除诉讼中的原告人和被告人的有关陈述外，还包括第三人的陈述以及共同诉讼人的有关陈述。因为第三人和共同诉讼人在他们所参加的诉讼中，其诉讼地位实际上是处于相应的原告或被告的地位，所以，他们的陈述属于同一类型。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都可以作为诉讼证据对待。那么，什么样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属于诉讼证据呢?具体来说，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件：(1)在陈述的主体上，必须是案件的适格的原告人、被告人、第三人及共同诉讼人。(2)在陈述的内容上，只能是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而不包括当事人有关诉讼请求，适用法律的意见等的陈述。(3)在陈述的形式上，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4)在陈述的时间上，必须在诉讼开始到当事人最后陈述程序结束这一段时间内。诉讼开始前和案件进入评议宣判阶段后，当事人所作的陈述起不到诉讼证据的作用。
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必须同时具备以上四个要件，缺一不可。
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的特点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除具有当事人陈述的共同特性外，还有其自身的个性特征。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陈述指向主体的惟一性。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双方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为了便于法院查清案情真相，作出尽量有利于己方的裁判，往往积极行使诉权，实施相应的诉讼行为，当事人向法院作有关案件事实情况的陈述是最常见、最普通的诉讼行为。但是，当事人陈述，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必须向法院作出，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因为任何诉讼行为发生法律拘束力的条件之一，就是行为必须在审判者面前或者指向审判者。那么有关案件事实的当
事人陈述，如果不是向法院作出的，则不具有证据意义。因此，作为诉讼证据对待的民事、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其指向主体是惟一的，即人民法院。
2．陈述主体的排他性。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并非所有参与诉讼的人的陈述都是当事人陈述。只有作为民事、行政诉讼主体的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以及共同诉讼人，向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才是这里所指的“当事人陈述”。律师或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其效果是否及于当事人，要看当事人是否有特别授权或加以追认。证人、鉴定人员等参加诉讼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属于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其他诉讼证据种类，而不
属于“当事人陈述”。因此，作为独立证据种类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当事人陈述，其陈述主体具有排他性、专属性的特点。
3．陈述内容的特定性。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当事人为了使最终的裁判结果有利于己或者胜诉，往往竭尽全力，据理力争，除向法院作有关案件事实情况的陈述外，还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表达其对系争事实的法律评断和适用法律的意见等。是不是内容五花八门的陈述都可以作为诉讼证据对待呢?不是的。在这里，只有当事人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才是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的真正内容。因此，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具有特定性。
4．陈述时间的限定性和事后性。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当事人陈述的时间具有限定性，即当事人只能在诉讼开始后到进入评议宣判阶段前的这段时间为陈述。同时，当事人陈述相对于书证、物证而言，其在形成时间上又具有事后性的特征。
北安法院 杨亚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