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收缴返退实施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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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调解力度 维护社会稳定

刘颖


　　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在解决各类纠纷中独具优势，法院所审理的民商事案件撤诉的有近百分之九十是在法官调解下撤诉的，对减少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当事人与法官的对立情绪、稳定社会秩序、及时解决纠纷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实施以来，结合案件质量年活动，我院以“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十六字为指导方针，以“自愿、合法、灵活”为基本原则，不断改进和加强民事调解工作，充分发挥了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把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庭后调解、庭外调解贯穿诉讼的全过程。我院民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不断上升，调解工作取得显著效果，调撤率达到70%以上，在黑河市法院系统位居第一。

一、2008年民商事案件的基本情况

　　我院2008年民商事案件收案1922件（不含上年旧存2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213件；结案1918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74件；调解和撤诉共1456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54件；调撤率为75、91%。撤诉500件，同比上升246件，占调撤结案的34、34%，同比上升14、84个百分点；调解956件，同比下降92件，占调撤结案的65、66%。从以上的统计数据来看，撤诉结案的比例在大幅度上升。审判人员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促成当事人的撤诉，我们注重诉讼调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有效衔接和紧密结合，努力建立多种调解并举的大调解格局。一是加强对人民调解的规范和指导，支持人民调解，达到撤诉；二是在诉讼调解中注重激活调解资源，借助社会力量调解，邀请人民调解组织或行政部门协助或者主持调解，达到撤诉；三是推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相结合，积极构筑政府调处平台，达到撤诉。

二、我院民商事案件调撤工作的具体做法

（一）把调撤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考评方案，方案要求调撤率达到75%得基础分，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加0、1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减0、1分。
（二）设立最佳调解奖，奖励全年调撤结案多的法官，奖励分一、二、三等，并按获奖等级发放奖金。
（三）庭长和主管院长参与案件的调解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案件的质量，加强了当事人的信任感，调解的成功率也较高。1月份，青山法庭审理了187起养奶牛户诉某乳品厂拖欠奶资款的案件，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处理不好就会发生群体上访事件，影响节前的社会稳定。在庭长和主管院长的参与下，多方协调，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避免了群体上访事件的发生，之后又有不少养奶牛户看到事件的圆满解决，又纷纷来法院起诉，最终也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树立了法院的威信。
（四）每个月召开全院干警大会，由院长亲自公布各庭的案件审理情况，包括收结案数、结案率、调撤率、个人结案情况等，并肯定调撤工作做得好的审判庭，对调撤工作做的不好的审判庭给予警示，这在很大程度上督促了案件的审理进程，促使各庭加大调解力度，提高调撤率。

三、调撤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案件通过调解撤诉结案后，让当事人能够接受协商的结果，自动履行率高。
（二）调解协议以双方自愿为基础，有利于执行，避免执行中的困难，实行诉讼调解与执行的统一。
（三）降低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对抗性，缓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长期良好关系。
（四）彻底解决纠纷具有其他方式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因其具有简便、灵活、高效、经济的特点，能够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也能节约司法资源，达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我院充分认识到调解撤诉的独特优势，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机制来抓，提倡民事案件“能调则调”，将调解贯穿于案件审理的全过程，最大限度的促进案件调解撤诉解决。它有利于缓解法院的工作压力，减少错误成本的产生。 “调解是最佳结案方式、调解是高质量的审判、杜绝上访缠诉的有利措施。调解率高就是法官办案能力强”，已经成为民事干警的共识。

四、调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官自身问题。调解撤诉中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有些法官耐心不够，在做了一些调解工作而没有取得效果的时候，就会失去信心而放弃；或者一些法官虽然具有足够的耐心，但由于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心理学知识，不能很好的把握当事人的心理，从而不能将调解工作做到位、做好；甚至有部分法官素质较差、责任心不强，只注重调解率，不顾调解质量，存在“和稀泥”的现象等等。
（二）当事人的自身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法律知识匮乏，认为只有判决才有效，对什么是调解、调解的效力等持怀疑的态度，从而影响了调解的进行。
（三）我国现有社会法律制度的问题。一是“调审合一”审判方式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树立。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应当居中裁判，处于消极地位，而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的双重身份，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在调解中需要法官走下法台与双方当事人交换意见，制定调解方案，如果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判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二是对于诉讼调解的法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统一操作。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在司法实践中，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是法院判决的前提条件，而并非是诉讼调解的必要条件。许多法官认为，当事人在事实没有查清、是非责任不明的情况下，自愿就争端的解决达成了调解协议，继而撤诉，这是当事人依法行使其处分权，如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公序良俗，就应当依法确认其自愿性和有效性。实践证明，这种程序欠缺的调解一般比事清责明的调解更能发挥功效，更具有亲和力。三是调解中的职权色彩过于偏重，法官在调解中具有主动权，可以决定何时调解、如何调解，也可以不做调解工作，直接以判决方式结案。

五、今后加强调撤工作的建议

（一）在合议庭法官的指导下，建立专门由法官助理和具有较强工作能力的书记员组成的庭前调解队伍，加强了诉讼调解的力量。调解人员在自愿、平等、合法、高效的原则下，适时扩大简易程序庭前调解的案件范围。
（二）将诉讼调解工作与人民调解相结合，举办法律讲座和法律咨询以及邀请人民调解员到法庭旁听案件或参加陪审的方式对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进行指导。
（三）法庭与人民调解组织之间建立了长期有效的案件信息通报及监督制度，定时向各个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反馈案件数量、案件类型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调解工作。
（四）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法院不能强制调解。在法律或司法解释中，应当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于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官不得在未告知当事人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参加调解，调解方案应当首先由当事人提出。
（五）调解撤诉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其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六）对争议较大，待法庭辩论结束后调解或休庭后调解。此时，对有些争议较大，当事人对判决结果难以猜测，双方为减少损失而作妥协，这是比较容易调解的时机，可以说也是调解关键阶段，审判法官应紧紧抓住这个时机进行调解，以便促进当事人的撤诉。
（七）调解过程中，不宜过分强调“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的原则，过去我们在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过程中，往往是必须查明事实，在分清是非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不等于和稀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是调解的基础，那么在查明事实的过程中，当事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往往语言对抗激烈，均为各个的利益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法官就是断案，调解也要弄个水落石出，因此毫不退让甚至产生冲突，给调解工作设置了障碍。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民事诉讼中全面实行举证责任和期限，强化了当事人主义、当事人的处分权。根据处分原则，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通过调解在明确各自权利义务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即可解决争议。当然，为了确保当事人的处分权不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法院对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应进行必要的监督，如果当事人的处分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国家与社会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时，应予以制止。不应使其行为发生法律效力。在当事人达成合意过程中，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显得不那么重要，法院调解的根基在于当事人的合意。调解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划分与判决中权利和义务的划分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的存在不意味着是非不分或事实不明，相反，只有基本的事实清楚，是非分别后，双方达成的协议，才能让当事人心悦诚服地自觉履行。所以，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而撤诉的，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处分，法院应当予以认可。




黑龙江省 五大连池市法院 刘颖

紧扣三项重点工作　全面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

任全辉


　　基层人民检察院，是我国检察机关最基层的工作单位，是检察工作的基础，是检察机关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的一线平台。在全国检察机关中，基层检察院机构数、干警数、办案数都在80%以上。基层检察院如何通过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提升检察执法公信力，是检察机关全面提升检察执法公信力的重要环节。结合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就基层检察院如何提升检察执法公信力作一粗浅思考，与大家共勉。
　　一、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面临的挑战
　　1、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望越来越高。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这给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随着国家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正义的期望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实现共赢、双赢和多赢，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然而现实情况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虽然地方经济发展了，但老百姓的怨气却增加了。
　　2、人民群众对自身合法权益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以人为本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对自身权益的实现和保护也越来越重视，试图运用法律手段来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在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同工同酬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愈来愈重视；对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愈来愈重视；对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社会政治权利愈来愈关注。
　　3、人民群众监督司法机关的方式日益多元和普遍。当前，除了传统的来信来访、电话举报等方式外，网络正日益成为一种新型的监督载体或途径，并得到迅速发展，许多执法不公的案件都是通过网络曝光、网友热议、网上提供线索等方式发现的，网上言论甚至对腐败案件的处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网络监督已成为畅达民意、鞭挞腐败的便捷而有效的手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给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带来了新的挑战。
　　4、各类公共事件的突发或频发也对检察机关的执法能力提出了挑战。近几年来，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发生，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害，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安全。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即首先是社会矛盾形成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之后，一旦有适当的导火索，往往迅速爆发，呈现出冲突升级快，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然而，检察机关在应对这些突发事件时，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必要的应对能力。
　　二、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信用缺失现象剖析
　　1、查办职务犯罪力度与公众评价反差较大。每年的“两会”期间，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很多议案提案、意见建议。反腐倡廉如此引人关注，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前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腐败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二是人民群众期盼反腐职能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加大力度严惩腐败分子。不可否认，一大批职务犯罪案件被检察机关查处，但自我感受与公众评价却相差甚远。从办案的实际看，立案后起诉少，判刑轻，缓刑多，抗诉少，出狱早，已成为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话题。
　　2、履行立案、侦查、审判、刑罚执行监督职能不到位。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的侦结率低，移送起诉率更低。公安机关每年只有三分之一的立案数进入刑事诉讼环节，检察机关很难甚至无法监督到位。行政执法领域以罚代刑、徇私枉法、滥用职权、执法不公是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之一，一些重大失职、渎职、贪赃枉法的大要案件未能及时有效查处，影响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
　　3、办案或诉讼公开、透明度不高。尤其是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不积极向社会公众或案件当事人公开相关的工作制度和办案规定、流程等方面的内容，缺乏完善的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给社会公众特别是案件当事人未开处理案件的窗口，使他们在思想、认识、感情上对基层检察院各种检察活动难以认可和支持。
　　4、法律文书不释法说理。法律文书作为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终端产品”，其本身就是执法公信力的重要载体和体现。在检察实践中，大部分法律文书没有开展释法说理工作，许多法律文书不能以理服人，没有讲清案件事实与法律法规、处理结论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便相关案件的处理结果是正确的，也很难得到案件当事人及被监督机关的认同，被监督者时常产生抵触情绪，质疑检察机关决定的合理性，检察机关与公众之间猜测多于信任、博弈多于配合。
　　5、不文明办案现象依然存在。近年来，虽然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治以及“大学习大讨论”、“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等活动，检察干警的执法作风有了明显改变。但个别干警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文明的现象依然存在。接待当事人举止不文明，态度不热情，冷、硬、横、推，吃、拿、卡、要，执法行为简单粗暴野蛮，甚至激化人民内部矛盾。
　　6、检察官个人素质缺陷。检察官的个人素质是影响执法公信力的重要因素，不可否认，部分检察官不注重仪表，对当事人发表不恰当的言论，或者经常出入不正当的娱乐场所，其行为使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的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而一些在社会上影响重大的错案的产生也有检察官的专业知识不足等因素存在。社会公众根据发生在其自身或其周围的个案感知检察院的司法活动，一旦因为某个个案导致社会公众产生质疑，则检察活动也就难以得到信任和认可了。
三、加强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的对策
　　（一）依法履行职责，通过积极化解社会矛盾树立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一是加大查办民生领域职务犯罪力度。腐败是社会矛盾的成因之一，特别是涉及民生和群众利益的腐败，危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激发社会矛盾。检察机关要把涉及民生利益如涉及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领域的，有可能引发深层次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职务犯罪案件作为抓点，依法查处。这些案件往往涉及民生利益及生命财产安全，危害面广，后果严重，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要通过查办案件来维护群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切实保障国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客观公正性，有效缓解因国家工作人员的不廉洁、不公正形成的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不满情绪，及时化解因职务犯罪可能引发和激化的社会矛盾。
　　二是认真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正确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要依法惩治犯罪，又要减少社会对抗。首先，要建立健全快速办理刑事案件工作机制，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要依法快速办理，缩短办案期限，提高诉讼效率。其次，要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办案工作机制，采用适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办案方式，如依法对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不起诉等。第三，对初犯、偶犯、老年人犯罪以及因邻里、亲友纠纷引发的轻伤害等案件，要依法从宽处理。认真落实刑事赔偿政策，积极推行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积极探索量刑建议、附条件不起诉工作机制，提高运用政策法律化解矛盾纠纷、增强社会和谐的水平。
　　（二）严格规范管理，通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树立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一是积极参与对特殊人群的帮教工作。特殊人群是社会管理的难点，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认真贯彻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探索适应社区矫正特点的检察方式，加强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促进社区矫正依法、文明、科学管理，不断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二是积极参与对重点地区的综合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须着力解决好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地区的整治开发、服务管理与协调发展问题。在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过程中，检察机关要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深入开展对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的排查整治，对排查整治出来的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等犯罪案件，适时介入侦查，依法快捕快诉，及时、准确、有力地打击。密切关注社会治安动态，有针对性地提出消除隐患、强化管理、预防犯罪的建议，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结合办案加强法制宣传，广泛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农村送法活动，增强公民法制观念，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三是积极参与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在建设与管理并重的思路指导下，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诈骗、盗窃和“黄赌毒”等犯罪活动，维护网上秩序，净化网络环境。要高度重视涉检网络舆情，建立健全应对、引导等机制，既要把网络舆情作为听民声、察民情的重要渠道，又要高度重视涉检负面报道，认真评估舆情影响，主动回应社会关注，正确引导网上舆论，营造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网上舆论环境。
　　（三）强化职业道德，通过公正廉洁执法树立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检察队伍是确保公正执法的主体，是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关键。必须坚持以队伍建设为根本，以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为核心，努力建设一支思想政治坚定、执法能力过硬、素质作风优良的检察队伍，以“为民、务实、清廉”的形象提升执法公信力。
　　一要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加大培养选拔检察业务专家以及优秀公诉人、优秀侦查员等检察专门人才力度，为检察官的职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形成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通过全员培训、集中学习与分类培训、固强补弱相结合，理论学习、课题攻关与岗位竞赛、实战练兵相结合，关门学习、学历教育与外出交流、检校互动相结合，不断提升检察队伍的法律监督素质。
　　二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大力加强检察职业道德建设，提升检察队伍的职业素养和职业形象，以“忠诚、公正、清廉、严明”为核心，深入开展检察职业道德实践活动，教育引导广大检察干警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崇高的职业使命和毕生的价值追求，努力提高检察队伍的职业道德水准。通过礼仪规范教育，将检察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融入到制度规范和工作机制之中，落实到检察干警的言行举止之中，建立统一威严、文明友善、健康向上的职业礼仪规范，展示检察队伍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职业素养、职业形象和精神风貌。
　　三要加强廉政勤政建设。坚持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纳入检察工作的整体格局，与检察业务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狠抓廉政教育，创新教育载体，丰富教育形式，筑牢干警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狠抓廉政制度建设，坚持以领导班子成员和关键环节、关键岗位为主要对象，以制权、管人、用钱为重点，建立健全统一、全程、严密、高效的监督制度体系；狠抓廉政督查，如重要执法活动、重大经费开支、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要集体研究。
四要打造“阳光检务”，通过公正、文明、公开树立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检察机关应运用网络等媒体和检务公开宣传栏及其他载体，开展检务公开，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公开、公布检务活动。基层检察院要设立检察网页，并通过网页将检察职能、案件办理、工作报告以及承诺为民等有关检务信息及时向外界发布，通过网络交流、电话访问等形式跟广大民众互动，征求民众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解答相关咨询。同时，应加强和改进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贤达人士的联系工作，做到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自觉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贤达的监督，发挥人们监督员的监督作用，明确人民监督员监督评议自侦案件的范围、程序，使人民监督员对自侦案件的常规监督更加明确、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