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立法听证制度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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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


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所建设的意见
司法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加强司法所建设是适应基层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需要，强化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措施。目前，全国已建司法所16000多个，拥有工作人员41800余人。在基层党委、政府和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下，司法所充分发挥法律服务、法律保障、法律教育职能，在推动
基层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和决策科学化，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司法所建设仍存在以下问题：一些地区对司法所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指导管理不力；已建司法所制度不够完善，机构、编制、财政保障体制等没有得到有关
部门的认可或落实；司法所的管理体制不统一、业务不规范；司法所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普遍需要提高等，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司法所建设。为此，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司法所建设的重要意义
加强司法所建设是强化和完善县区司法行政工作的需要。县区司法局作为县级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担负着打击敌人、惩治犯罪、保护人民、服务四化的重任，肩负着法律保障、法律服务、法律教育的职能，任务繁重。司法所的建立，有利于完善司法行政工作体制，使县区司法行政工
作职能延伸到乡镇（街道），为县区司法行政机关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能提供组织保证。
加强司法所建设是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需要。司法所的建立，有利于充实和完善乡镇（街道）政法机构，进一步加大人民调解工作、普法工作和安置帮教工作的力度，从而强化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司法所建设是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基层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对法律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而且日益迫切。加强司法所建设，有利于强化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指导管理，拓宽服务领域，加大服务力度，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法
律服务的需求，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城乡经济的顺利发展。
加强司法所建设是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需要。司法所作为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司法行政部门，通过发挥其法律参谋和助手的职能作用，有利于促进基层政府实现行政决策、建章立制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有利于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加大执法检查、监督力度，提高广大群
众的法律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从而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
因此，加强司法所建设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项紧迫和重要的任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特别是县区司法局必须充分认识加强司法所建设的重要意义，以改革创新、艰苦奋斗、刻苦攻坚的精神，积极创造条件，抓紧做好这项开创性的工作。
二、努力创造条件，积极组建司法所
当前，政府机构改革工作正在省、地（市）、县、乡镇（街道）展开，给司法所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地方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特别是县区司法局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争取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力争把司法所建设列入政府的机构改革方案；主动与编委、人事、财政等有
关部门疏通、协商，解决司法所的机构编制和财政保障问题，积极、稳妥地加速组建司法所工作的进程。
司法所应当建成县区司法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机构，是承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部门，在县区司法局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领导下进行工作。
司法所一般由三名以上人员组成，设所长一人；根据需要可设副所长。在不具备条件单独建立司法所的乡镇（街道），可以实行司法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体制。司法所应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司法行政工作，身体健康，具有中等以上法律专业学历或相当学历
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组成。司法所实行所长负责制。司法所所长一般由司法助理员担任，享受副主任科员待遇。司法所所长的任免，由县区司法局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后提名，会同有关部门考核后，按干部管理权限任免；司法所其他人员的录用、调动、调整，须经县区司法局
同意。
司法所主要承担如下职能：（1）协助基层政府开展依法治理工作和行政执法检查、监督工作；（2）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工作；（3）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4）代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处理民间纠纷；（5）组织开展普法宣传和法
制教育工作；（6）组织开展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的过渡性安置和帮教工作；（7）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8）完成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交办的其他有关工作。
司法所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工作职责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遵守工作纪律和职业道德，秉公执法，密切联系和依靠群众。司法所应建立健全请示汇报、调查研究、学习例会、工作登记、档案管理等各项工作制度，并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县、区司法局报告
工作。
三、加强对司法所建设的指导管理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特别是县区司法局要高度重视司法所建设，切实加强对司法所建设的指导管理。
（一）要大力宣传司法所在新时期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及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主动争取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力争于1997年底在乡镇（街道）普遍建立司法所。
（二）目前尚未建立司法所的，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建立；具备条件的地方，司法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可以逐步分离，明确各自的职责和相互关系；对已建立、尚不健全的司法所，要进行整改，尽快加以完善。司法所建设所需人员编制应从以下途径解决：中央下达的司法行政编制，应
当优先考虑充实司法所；司法行政机关人员内部调剂；争取地方编制。要切实把好人员“入门”关，严格标准，择优选配。对原招聘的从事多年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人员可优先录用。
（三）加强对司法行政各项业务的指导。司法所担负着日益繁重的任务，工作难度大，新领域多，政策性强。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总结、交流司法所业务工作经验，认真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推动司法所各项业务的发展和工作水平的提高。
（四）加强司法所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要指导、帮助司法所逐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司法所内部管理运行机制和廉政自律机制，实行司法所人员岗位责任制；要帮助落实司法所经费保障、办公场所及必要的办公设备。
（五）加强司法所人员的管理。要加强对司法所所长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其政治、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要建立、健全考核、监督和奖惩制度，并积极开展立功创模活动，加大表彰先进力度，要尽一切可能帮助解决司法所人员的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的
后顾之忧，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和发展中去，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1996年6月24日
从一起强奸案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酌定不起诉

黄燕 张振毅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生 天津市大港区检察院助检员）


【关键词】：起诉便宜主义 酌定不起诉 自由裁量权
【内容摘要】：由一起强奸案展开，介绍我国酌定不起诉的理论基础、优点，以及现存的问题，进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改进的建议。
一、 案情介绍
2001年初，50岁的被告人王某某在某市场卖菜，偶遇在外流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40多岁的丁某。王某某见其以垃圾充饥，衣着破烂，便生出恻隐之心，将其带回家中，为其提供食宿，照料有加。王某某还到村治保那里说：“我就把她当老伴吧！”（注：王某某系独身一人）于是，二人就开始了持续一年的同居生活，期间，王承认多次与丁发生性关系。经鉴定，被害人丁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在受到侵害时，性自我防卫能力丧失。据此，检察机关以强奸罪对被告人提起公诉。最后，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某某与丧失性自我防卫能力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
二、 本案引发的思考
这则案例，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不存在问题，出于对患有精神病的妇女权利的保障，《残疾人保障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规定了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论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本案的被告知道被害人有精神病，却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因此其行为在法律上构成强奸罪。
但笔者面对这起案件的判决却无法生出被告人罪有应得，法律惩罚了罪犯，维护了精神病人权益的想法。相反，笔者对这起案件在程序与实体上处理的必要性和最终的实效表示怀疑。该案的被告人平时并无恶习，将被害人领回家中主要是觉得其可怜，在与被害人非法同居的一年中，对其也是照顾有加，并有将被害人作老伴的想法。可见，在其与被害人多次发生性关系这一问题上，被告人并不具有很强的主观恶性，其行为虽已构成强奸罪，但由于存在着以上情节，应属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相信法院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才对被告处以三年有期徒刑的刑罚（对于强奸罪，刑法规定量刑幅度为三年以上，本案中，法院对被告判处三年徒刑是本罪的幅度下限）。但是，这一判决终归是将被告投入监狱，一方面，在这不长不短的三年中，被告能否在思想上真正认可和接受对他的这种惩罚，从而洗心革面，我们无法肯定；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把一个本可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变成一个受刑者，加重了本来已经饱和的监狱承载力；这一判决还直接造成如此后果：被害人再次陷入无人照管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即使其可能会被政府送到精神病院收容，但与被告人曾经给予她的那个正常生活环境相比未必优越，同时也加重了社会的负担。所以，笔者认为这一判决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所起的积极效果都是令人怀疑的，法院和检察院在本案中的所做还容易给人一种就案论案、生硬执法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群众误解。
就本案而言，笔者认为一种非刑罚的方式或许较之刑罚处理结果会好许多，也可以避免诉讼中检察官和法官均认为对本案的判决社会意义不大但仍然不得已而为之的尴尬情形。那么，如何以一种非刑罚的程序或制度来处理类似这种已构成犯罪的行为，而不再将其提起公诉，却仍能保障处理的实际意义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自然落在了我国目前的不起诉制度上了。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确认符合法法律规定的终止刑事诉讼的案件，不应或不必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从而做出不将案件交付人民法院审判的处理决定。不起诉又分为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我国对公诉采取的法定起诉主义为主（指犯罪嫌疑人依法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就必须对他起诉），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原则（即犯罪嫌疑人依法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检察机关有权裁量对他是否起诉），酌定不起诉正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体现，也是法律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反映。
起诉便宜主义的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变化的结果，也是人类理性思考的选择。首先，随着人们对刑事诉讼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强调有罪必罚、从而有罪必诉的诉讼观逐渐让位于把预防主义的刑罚思想以及非刑罚化、轻刑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注重目的性，实现具体正义的诉讼观；其次，起诉便宜主义体现了社会注重特殊预防的倾向，即在追诉和适用刑罚时应充分考虑犯罪人的特性，以实现刑罚个别化，促进犯罪人的悔过自新；第三，由于大量短期自由刑的适用所带来的交叉感染的恶性后果，使得不论犯罪轻重，有罪必诉的法定起诉主义的适用价值也在减弱；最后，由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说来就是效益”①的观念促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经济成本，而在世界范围内总体的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现实背景下，国家对犯罪有选择地进行追诉就成了一个降低诉讼成本的很好选择。
我国现行的酌定不起诉制度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免予起诉的重大修改和完善，所谓免予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决定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直接认定其有罪，但免予追诉的一种法律规定。由于免予起诉决定相当于法院作出的确认有罪但免除刑罚的判决，违反了法治原则，因此将其取消，而确立了酌定不起诉，即检察机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享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但几年过去了，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效果却不尽人意，主要问题是适用率低，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结总人数的4.2%，1998年为2.5%②，而其中的酌定不起诉比例更低；另外，其适用对象也比较单一，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以北京海淀区检察院为例，1999年该院对6件13人作出的酌定不起诉决定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为4件9人③。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传统的法定起诉主义，有罪必罚的刑罚报应观的影响。起诉法定主义在我国的先行确定，使我国的公众包括司法人员还未能充分认识到起诉便宜主义所具有的提高诉讼效益、特殊预防等特点；而有罪必罚、必诉的观念使许多人将酌定不起诉视为是对犯罪的恣意放纵。在实践中，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检察机关往往把不起诉的案件多少作为年底考核评比的内容，不起诉率为零成为优秀的重要指标；在向人大汇报工作时，检察机关也是尽量避免出现不起诉的案件，甚至压低不起诉率，其原因就是许多人大代表认为不起诉会放纵犯罪，是对犯罪打击不力的表现，从而影响到人大对检察工作的表决通过。传统的刑罚报应观、刑罚控制观在我国仍占主导地位，因此检察院不愿意适用不起诉，以免自身遭到指责和非难。
（二）检察官的素质成为影响不起诉适用的一个重要原因。酌定不起诉是一种自由裁量权，因此其适用的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自由裁量者——检察官。由于我国以前存在的对免予起诉大量滥用的先例以及目前仍需提高的检察官素质，使得检察机关对酌定不起诉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这包括对不起诉适用程序的严格规定，对不起诉案件比例的限制，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于1998年下发了第12号文件，强调符合酌定不起诉的案件（除极个别情况外），均应起诉。（而笔者认为这以文件有违反法律的嫌疑，它使一个任意性规范变成了一个强制性规范。）
（三）法律规定的酌定不起诉适用范围太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酌定不起诉必须同时具备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两个条件，而一般人又将犯罪情节轻微理解为罪名轻、量刑也轻，因此这种狭窄的酌定不起诉条件，是无法充分发挥不起诉的作用的。
针对以上问题和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变目前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一）适当放宽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法律规定的不起诉的范围仅限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这种限制在我国司法现状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其的理解却不能太狭窄。犯罪情节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两种，像刑法中通常的情况一样，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情节应理解为量刑情节而不是罪名轻（我国一般将最高刑为3年的犯罪视为轻罪）。另外，笔者认为不应该将不起诉的条件限定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起诉便宜主义的实质是检察机关在求刑上的自由裁量权，而非量刑权的自由裁量，因此根据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的具体情节，不予追究更有利于其改造，从而也更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时，就可以不起诉。所以笔者建议将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放宽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并无实益。”
（二）改革和完善不起诉的的适用程序。复杂的不起诉报批核准程序影响了不起诉的效益，提高了不起诉的难度，因此检察机关要简化不起诉的工作程序；建立不起诉的听证程序，即检察机关拟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之前，应当告侦查机关、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如果其中任何一方在一定时间内对可能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举行听证会，这既可以保证不起诉的质量，又能提高检察机关办案的透明度，同时让当事人真正了解和接受作不起诉的原因，减少被害人对不起诉不服而产生的缠诉现象，解除了检察机关的后顾之忧。
（三）加强和落实对不起诉的监督、救济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救济、监督程序，如对不起诉不服，被害人可以向检察院申诉或向法院起诉；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或复核等等。这些规定必须得到全面的落实，例如，被害人向法院起诉时，证据的转移和收集问题，检察机关和法院应当帮助解决，才能真正有效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不起诉的监督还可以采取上级机关不定期的抽查制度、公开审查制度，即对存在较大争议并在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经检察机关审查后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涉及个人隐私、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未成年人案件等除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一般公众参加，让他们了解案情，发表意见。
参考书目：
① 波斯纳 著《法律经济分析》，美，Little brown 公司1972年版，第1页
② 《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主编陈光中 汉斯—约格阿尔布来希特（德）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第168页
③同上，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