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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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10月12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保护范围
第三章 保护措施
第四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电力设施的安全，保障电力生产和建设的正常进行，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电力设施是指发电、变电、调度、电力线路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已经运行和正在建设的电力设施的保护。
第四条 省电力工业局主管全省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市（地）、县（市、区）供电（电业）局主管本辖区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其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电力设施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制定电力设施保护规划；
（三）协调解决电力设施保护的有关问题；
（四）组织电力设施保护的培训、宣传和普及教育；
（五）本级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电力设施的保护，贯彻预防为主、防治兼顾的方针，实行电力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应当配合电力主管部门做好电力设施的保护工作。
第七条 电力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规划和规范标准兴建电力设施，并加强技术、质量监督管理，搞好维护检修，确保电力设施安全，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第八条 对于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制止、检举揭发的权利。
第二章 保护范围
第九条 发电、变电、调度设施及附属设施的保护范围：
（一）发电、变电、调度场所内的发电、变电、调度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二）发电、变电、调度场所外各种电力专用管道（沟）、阀门井、水井、泵站、冷却塔、油库、堤坝、铁路、桥梁、道路、码头、煤场、燃料装卸设施、灰坝（场）、水库、避雷针、消防设施；
（三）水力发电厂使用的水库、大坝、取（排）水口、引水隧洞（含支洞口）、引水渠道、调压井（塔）、露天高压管道、厂房、尾水渠设施；
（四）风力发电站风机、铁塔、塔下电子箱、联网设施；
（五）其他发电、变电、调度设施及附属设施。
第十条 电力线路设施的保护范围：
（一）杆塔、塔基、拉线、导线、接地装置、避雷线、金具、绝缘子、爬梯、脚钉，导线跨越航道的保护设施、巡（保）线站、巡线检修专用道路、桥梁、标志牌等架空电力线路设施；
（二）架空、地下、水底电力电缆和电缆联结装置、电缆分支箱、电缆管道、电缆隧道、电缆桥、电缆沟、电缆井、盖板、人孔、标石、水线标志牌等电力电缆线路设施；
（三）电力线路上的变压器、电容器、断路器、刀闸、避雷器、互感器、熔断器、计量仪表装置、配电室 （架）、箱式变电站等设施。
第十一条 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为导线边线按下列标准向外侧平行延伸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
一至十千伏 五米
三十五至一百一十千伏 十米
二百二十千伏 十五米
五百千伏 二十米
在厂矿、城镇等人口密集地区，架空电力导线边线向外侧延伸的距离可略小于上述标准，但应当满足导线在最大风偏时与建筑物保持如下安全距离：
一千伏以下 一米
一至十千伏 一点五米
三十五千伏 三米
六十六至一百一十千伏 四米
二百二十千伏 五米
五百千伏 八点五米
第十二条 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
（一）地下电缆为距电缆沟、隧道、直埋电缆护板两侧各零点七五米内的区域；
（二）敷设于二级以上航道的电缆为距外侧电缆两侧各一百米内的区域，敷设于三级以下航道的电缆为距外侧电缆两侧各五十米内的区域；
（三）海底电缆为距外侧电缆两侧各两海里（港内为两侧各一百米）内的区域。
第十三条 发电、变电、调度、供电专用的输水、输油、供热、冲灰管道（沟）的保护区为距管道（沟）两侧各一点五米内的区域。
第三章 保护措施
第十四条 电力设施周围及沿线的乡（镇）人民政府、企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电力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组织群众做好电力设施的保护工作。
电力主管部门应当选聘、培训群众护线员，开展群众护线。
第十五条 电力主管部门应当在电力线路设施易受损坏地段采取下列措施：
（一）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区界上，设置保护电力设施标志牌；
（二）在架空电力线路跨越重要公路和航道的区段，设置垂直安全距离标志牌；
（三）地下电缆和水底电缆铺设后，设立永久性标志，并将电缆具体位置书面通知有关部门。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有下列危害发电、变电、调度设施的行为：
（一）闯入发电、变电、调度、供电场所扰乱生产秩序，封堵、破坏进出道路，损坏电力设施；
（二）打砸、破坏输水、输油、供热、冲灰管道（沟）、水井、泵站等设施；
（三）在输水、输油、供热、冲灰管道（沟）保护区内采石、取土、钻探、挖掘、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堆放垃圾和矿渣，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兴建建筑物、构筑物；
（四）危害电力专用铁路、公路、桥梁、码头；
（五）利用发电、变电、调度、供电场所的围墙兴建建筑物、构筑物，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六）在电厂灰坝上挖掘、取土，兴建建筑物、构筑物，种植农作物；
（七）在用于水力发电的水库内，进入距水工建筑物三百米区域和火力发电循环水入口划定区域内炸鱼、捕鱼、游泳、划船；
（八）在水底冲灰管道保护区内抛锚、拖锚、炸鱼、挖掘；
（九）其他危害发电、变电、调度设施的行为。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有下列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
（一）盗拆或破坏杆塔、变压器材，盗割电力导线，移动、损坏永久性标志或标志牌；
（二）向电力线路设施射击，向电力导线抛掷物体；
（三）在架空电力线路两侧各三百米的区域内放风筝或其它放飞物；
（四）擅自在电力导线上接用电器设备；
（五）攀登杆塔或擅自在杆塔上架设电力、通信、广播线路，安装广播喇叭、广告牌；
（六）利用杆塔、拉线作起重牵引地锚、悬挂物体、拴牲畜、攀附农作物；
（七）在杆塔支柱间或杆塔与杆塔固定拉线之间修筑道路；
（八）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和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采石、挖掘、取土、烧窑、烧荒，兴建建筑物、构筑物，种植乔木，堆放谷物、草料、垃圾、矿渣、易燃易爆物品，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安装易燃易爆设施；
（九）在水底电缆保护区内抛锚、拖锚、炸鱼、挖掘；
（十）其他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
第十八条 实施下列行为必须征得电力主管部门同意，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一）迁移、拆除电力线路设施；
（二）在架空电力线路设施保护区和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及打桩、钻探、挖掘等作业；
（三）在距离电力设施周围三百米范围内从事爆破作业；
（四）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从事起重机械施工作业；
（五）与架空电力导线的垂直距离小于国家规定安全距离的运输机械及装载物，通过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
（六）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和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新建、改建道路、铁路、桥梁、隧道工程及敷设管线、疏浚河道；
（七）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架设通信、广播、电车线路及其他线路；
（八）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和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拆除建筑物、构筑物，砍伐树木；
（九）其他影响电力设施安全的行为。
第十九条 除持有特种废品收购许可证的废品收购站、点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收购废旧电力设施专用器材；出售废旧电力设施专用器材的，必须交验电力主管部门或者公安部门开具的证明。发现盗窃电力设施专用器材的可疑线索，应当立即报告电力主管部门或者公安部门。
第二十条 土地、城建、林业等部门在审批建设用地、规划建设项目、制定造林规划时，应当避开电力设施保护区。
第二十一条 对新架设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的原有树木截干或者伐除，应当征得有关部门同意。
架空电力线路穿过林区时，应当征得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后砍伐出通道。通道宽度为拟建架空电力线路两边线间的距离与林区主要树种自然生长最终高度两倍之和。
树木因不可抗力危及电力线路安全的，电力主管部门为紧急避险，可以先行截干或者伐除，事后及时通知树木所有人。
第二十二条 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种植低矮树木，必须事先征得电力主管部门同意，并保持树木生长最终高度、宽度与导线之间能满足下列安全距离：
电压等级 最大风偏时 最大弧垂时
的安全距离 的安全距离一至十千伏 一点五米 二米三十五至一百一十千伏 三点五米 四米二百二十千伏 四米 四点五米五百千伏 七米 七米
第四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电力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对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哄抢、盗窃电力设施专用器材的行为检举、揭发有功的；
（二）对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哄抢、盗窃电力设施专用器材的行为进行斗争，有效地防止事故发生的；
（三）为保护电力设施而同自然灾害作斗争，成绩突出的；
（四）其他为维护电力设施安全，做出显著成绩的。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法律、法规已有明确处罚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电力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危害发电、变电、调度设施的，责令其停止危害，赔偿直接经济损失，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三万元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额五倍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责令其停止危害，赔偿直接经济损失，没收违法物品和非法所得，并可以处以二万元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额三倍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规定，擅自实施影响电力设施安全行为的，责令其限期改正，赔偿直接经济损失，没收违法物品，并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盗卖、非法收购电力设施专用器材的，责令其赔偿直接经济损失，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
前款规定的处罚，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但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依据本条例重复处罚。
第二十五条 电力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失职渎职、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由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电力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行使处罚权时，应当出示省电力主管部门统一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并使用其统一制发的处罚决定书；执行罚款处罚时，应当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收据。罚没收入全部缴同级财政。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
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所管辖的电力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保护，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直接经济损失赔偿费，按修复电力设施成本费加少供（发）电量损失折款计算。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10月12日
海关对回国服务的留学人员购买免税国产汽车管理办法
海关总署
海关对回国服务的留学人员购买免税国产汽车管理办法
1992年10月27日，海关总署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回国服务的留学人员购买个人自用免税国产汽车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和现行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国外正规大学（学院）注册学习毕（结）业和进修（包括出国进修、合作研究）期限在1年以上回国工作购买免税国产汽车的留学人员。
第三条 上述人员购买免税国产汽车，应事先由本人到所在地海关（下称备案地海关）申请办理免税手续，并向海关交验下列证件及证明文件（正本）：
1．本人有效护照；
2．我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留学人员证明》；
3．公安部门出具的境内居留证明；
4．聘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5．进境时经海关签章的有效申报单证；
6．备案地海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
第四条 海关验核申请人提交的有关单证文件，对符合条件者签发《回国人员购买国产汽车准购单》（下称《准购单》），予以注册备案。
第五条 申请人持海关签发的《准购单》直接到汽车生产厂家（或生产厂家设在备案海关所在地的销售门市部）购车，生产厂家凭申请人所持的《准购单》和海关通知，按免税外汇价格计价供货。并定期向海关报告销售情况，报请办理核销结案手续。
第六条 上述人员购买的免税国产汽车，视同免税进口车辆，海关监管年限为6年。从提货之日起两年内不得过户转让。免税车辆在海关监管年限内过户转让，车辆所有人须事先报经海关批准并补税。
第七条 经海关批准过户转让的车辆，交通部门凭海关出具的证明，办理车辆购置附加费凭证的过户转让手续。新车主须补缴车辆购置附加费。
第八条 购买免税国产汽车的上述人员，每年应主动将其车辆报海关进行年审。其免税车辆已满监管年限，应向海关申请办理解除管理手续。
第九条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免税车辆无故不接受海关年审，未经批准私自转让或非法倒卖者，海关按《海关法》及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浅议法律解释的合理性
王胜宇
一、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设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规范、指引和调整功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公众 对法律及其适用过程产生认知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 中,法律及其适用解释必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公众认同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认同,首先必须通过对法律文本 的解读和认知,唯此才能了解现行法的具体规定,才能 把握、指引、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对自身或他人的行 为的合法性有正确的预测和评价。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的问题,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认知和解读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执法司法人员据以适用和解释的 文本在表现的形式和范围是应当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释文本应当是最大公开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释文本应当是用语精确,表达规范、可供明白解读 的,否则法律的适用必然存在障碍。其 次,除了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解读、认知之外 ,公众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性的,由大众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触到的司法实例来了解法律及其解 释的适用过程。我们认为司法实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国判例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但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开刊载的判例,它对于 人们正确理解法律具有参照意义,对下级法院具有指 导性作用,除此之外的个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实 例,即使被公开刊载也不具备判例性质,因为它不存在 被公开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现行解释制度中,作出司法 实例的审判组织往往无权作出司法解释。但是判例及 其上级法院的司法实例会被下级法院所遵循,过早已 成为一种无形的操作规则。由于司法实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体直观,所以社会公众更多的会从司法实例中 获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产生对法律判定的认同。但司 法实例在法律解释上存在内在的缺陷:文本的公开化 明确化程度不够,公众无法获取精确的认同参照体,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证和说明;司法文书中陈述的裁 判理由过于简单,不加任何解释和逻辑推论,因而公众 的认同难以确实的实现。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客观上往 往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虽然严格地说,公民在具体运用 法律,从事自己各项法律行为时,应当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标准模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个体的 法律运作不产生与法律间的偏差,当个体法律行为与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时候,司法的适用解释怎样有效解 决和掌握这种偏移与标准行为模式之间的差距,这种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释的“框内”还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机关为此以怎样的宗旨给出一个合理性解释 ,司法解释在这里实际是起着衡平价值,体现法律社会 正义的任务,这也是司法适用解释能否获取公众认同 的重要依据。
二 、司法适用解释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适用解释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对于公众认同是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可以说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学家都不曾忽视这一点,立法文本与司法裁量(即使某种情况下,某一司法裁量距离立法原意很远很远)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之间总是具备某种 连接点,这种连接点则往往表明了司法的价值取向。这一连接点在前近代法治社会表达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现代法学家则表述为合理性,或合理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国法、天理、人情。中 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即天 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来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伦理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人情(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具有一致的内涵。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 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 相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 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这里,情理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当 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情理相比较国家的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法依据人情——特定的道德规则制定,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则往往显得简单粗陋,不敷应用。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 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顾,可以经义决狱,这样 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使得法律的适用能够符合 公众对于法律(实质上是法律中蕴含的情理)的某种认 同,公众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会产生认同。西方法学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关系,本是法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在 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表现在 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即是司法适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权 界划分。
在西方法律的两大体系中,大陆法学虽然强调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条文时常被视作寻找案件正确解决 方法的向导而不是把一定的解决办法严格地强加于解 释者的命令,人们乐于运用解释的方法导致公正的结局。而立法者在许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笼统的词句给予法庭以衡平权,使法律规范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义之间不至于脱节。在普通法法学中,“法首先是情理”这一古老的拉丁 语格言则更为明确地被作为法的基础观念(情理正是 调和两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经验主义为司法原则,找出每一个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基础。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中还强 调“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提法,显然是有些简单可笑 。
可见,情理这一概念即使是在强调严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国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适用解释的核心概念。对此则导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导致了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典主义者企图制定包罗万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灭,导致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导致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现成为需要与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进一步考虑公众的认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法律规则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 的表现,寻找立法原意无须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时,而是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自由地适应现代生活 的现实的有效意义,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据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法官可以置立法条文、立法意图于不顾。尽管有必要通过解释法律条文的宽阔的自由度来缓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须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问题是,当法和情之间的冲突产生时,法庭更着眼于社会道德,正义,更关注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及对于法律的认同。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责 任原则到严格责任原则的演变过程中法官对于立法的 突破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司法适用解释的公众认同。前文所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属划分,以及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释学所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司法法的存在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只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独立的司法适用解释,因而客观上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超越法律权威、创制性的)解释只是换一个说法的立法而已。在这里,我们无意重复探讨立法权 ,司法权相争的历史过程和司法法的出现与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司法权是如何实现这一侵入并如何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如果说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现和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标准的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立法权的侵犯则是显 得蛮横和粗暴,即使在相当多的所谓“解释”中,根本上 是“创造性”的脱离、违背、突破文本的情况下,也丝毫 未见立法权对其的任何抵抗。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义,在实践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权威性,因而使得公众本应能够通过文本意义取得的认同由于司法解释的介入反而变得毫无意义,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司法法早已是客观存在,但却未能被广泛认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进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适用和解释却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对地倒退。作 为日益开放的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 度,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采用将日益趋同化,任何脱 离潮流,脱离现实,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最终将被摈 弃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实际司法 适用和解释能否最彻底地落实法律文本所设置的规则 标准和其中蕴含的价值标准,并最终为社会公众的( 世界范围的)认同。要 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最大程度的认 同(我们承认这一认同性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关键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开的法律文本,严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阶别的司法解释,以及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 体系,只有这样“法制”才能真正发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性与社会价值体系法 律解释、适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性之间应当具有同一基准的社会道德、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价值体系指引下法律适用解释与公众认同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发生契合,这一社会价值体系不应是 割裂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中 国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 社会主导的哲学基础,以宗法、家族、伦常、忠孝为社会 的组织基础,以礼治、德治为社会的调控基础,儒学思 想中的顺天理、灭人欲,以义务为本位的纲常名教思想 成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社会主要价值观念 ,这一社会价值观内在的亲和力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得以平稳的演进与发展。“五四”的思想启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最猛烈的破坏和动摇,但西化的民主科学思想并 未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泊来的新思想 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
这一发展轨迹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之后仍未停止其运行,其间历次 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思想解放”虽已使旧的传统道德观 念土崩瓦解(同时也使社会价值观陷于一片混乱),但在相当的范围和领域内仍有其滋生的市场,甚至被以所谓“传统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扬,全新的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法法治之争,法律与道德之争 ,法制与法治之争,法的概念之争等历次重大学术争论的背景之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影响,从法制实践层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中,在权利义务的配置、调解 制度的运用等方面随处可见其遗迹。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两次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 设问题提出纲领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层次的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无疑担负着推进社会道 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务只有在一个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释才能找到正确的源头。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