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规范短信息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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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关于批转《南京市土地复垦暂行办法》的通知
南京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合理复垦土地，确保农业稳定发展，根据国务院《土地复垦规定》和《江苏省土地复垦实施办法》，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土地复垦范围包括：交通废弃地，农村废弃的水利设施、垃圾场、旧宅基地；工矿企业的堆场、尾矿场、塌陷地、砖瓦窑厂废弃地以及其他荒废地。复垦后的土地主要用于农业生产。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土地复垦的单位或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市、县（区）土地管理部门为土地复垦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会同计划、财政等部门制定本地区土地复垦规划以及年度计划；负责管理土地复垦资金的定向投放，负责对土地复垦工作进行监督、检查、验收。
第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均可投资复垦。鼓励外省、市及外商，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来我市投资入股复垦土地。
第六条 土地复垦实行项目管理和承包责任制。采用集体复垦、联户复垦和个人复垦等多种形式。
第七条 土地复垦的审批权限：
复垦集体土地面积在50亩以下的，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报县（区）土地管理局备案；面积在50至100亩或虽在50亩以下，但跨越两个以上乡（镇）的，由县（区）土地管理局批准，报市土地管理局备案；面积在100亩以上的，报市土地管理局批准；连片面积在5
00亩以上的，由县（区）土地管理局审核，报市土地管理局批准，省土地管理局备案；面积在5000亩以上的，报省土地管理局批准，国家土地管理局备案。复垦国有土地的，由市土地管理局批准。
第八条 土地复垦专项经费从每年耕地占用税留成中提取，市、县（区）各提25％，由市、县（区）土地管理局会同财政部门安排使用。资金以有偿使用为主，收回的资金仍作为复垦滚动资金。
第九条 使用土地复垦专项经费项目的审批程序：
（一）复垦项目均须由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农林、多种经营、规划等有关部门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对资金来源、经济效益等进行审核论证。
（二）复垦国有土地的单位或个人应持项目申请书向所在县（区）土地管理局提出申请，经市土地管理局批准后，与市土地管理局、财政局签订项目合同书。
复垦集体所有土地的单位或个人应持项目申请书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报土地管理部门批准立项后，由复垦单位或个人与乡（镇）、村签订复垦合同。
（三）土地复垦完成后，由复垦单位或个人向批准部门申请验收。验收合格后，土地管理部门签发土地复垦合格证，办理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向使用者颁发土地使用证。
第十条 根据“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从1989年7月1日起，凡涉及挖废、压占或损坏土地的非永久性建设工程，都必须把土地复垦工程列入总体设计。在办理临时用地手续前，建设单位应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土地复垦合同书，同时交纳土地复垦保证金。复垦完成后，建设单
位必须及时提出验收申请，由土地管理部门按合同组织验收。符合要求者，退还保证金；不符合要求者，责令其限期达标。
第十一条 国营企业在生产建设中破坏的集体所有土地或其他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所需复垦费用和土地损失补偿费，按照国务院《土地复垦规定》和财政部（89）财工字54号文件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乡（镇）村属企业（含组、联户、户办企业）在生产建设中破坏的土地可以复垦的，依照国务院《土地复垦规定》第十四、十五条办理。不能复垦的，除参照国家征用土地的标准，由用地单位给予一次性补偿外，还需向土地管理部门缴纳土地复垦开发费，菜地每亩2000
元，一般耕地每亩1000元。
第十三条 复垦后的土地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免征土地使用税；用于其它用途，由税务部门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土地管理部门可从复垦专项经费中提取适当经费奖励在土地复垦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土地管理部门可根据《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相应处罚：
（一）对不按合同规定进行复垦，造成水土流失，致使周围农田减产者，责令其赔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二）建设单位没有按期履行复垦合同的，应在限期内完成，并向土地管理部门缴纳土地荒芜费。超过合同规定期限半年至一年的，每亩缴纳600至1000元，超过合同规定期限1年以上2年以内的，每亩交纳1200元至2000元；超过合同规定期限2年以上的，没收复垦保
证金，并处以每亩1000至2000元的罚款，由土地管理部门组织招标复垦。
（三）土地复垦资金专款专用，凡不符合规定的开支，土地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有权纠正，直至停止拨款。对已拨款项，在正常财政拨款中抵扣。
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市、县（区）土地管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土地管理部门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执
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土地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南京市土地管理局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1991年4月24日
　　关于民法方法论的传统著述通常不涉及实证研究方法。这与民法学研究的“规范性”特征相关。所谓规范性，是指民法学研究主要服务于建构一套明确、具体并且不存在内在冲突的规范体系。传统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扩大解释、限缩解释等，都是在相关民法规范的具体内涵不明确、不具体的时候，为了确定规范的具体内容而进行的理论操作。当相关规范不存在的时候，民法方法论则运用漏洞填补的方法来进行实质上的民法规范创制，诸如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类推解释就属于此类方法。在传统的民法方法论中也包含了诸如比较法、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方法的运用，但是这些方法都服务于寻找“妥适的规范”这一目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寻找规范的路径不同而已。

实证研究与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存在重要区别。首先，实证研究关注的并非规范体系的建构问题，而是规范适用和运行的实然状态。如果说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寻求的是“应然”的规范是什么，那么实证研究关注的则是社会生活中“实然”的规范是什么。举例来说，关于限制高利贷的问题，传统民法学方法论关注应该确立什么样的规范，究竟超过法定利率的多少才应认定为高利贷。而实证研究则关注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的借贷行为中当事人约定利率的具体状态如何，利率的高低呈现怎样的曲线分布，特别高的利率占多大的比例等等。

其次，实证研究是描述性的而非规范性的，通常不涉及评价问题。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则包含了浓厚的评价因素。虽然说民法的根本精神是私人自治，原则上尊重私人对其生活作出的规划和安排，并且给予国家法层面的保障，但民法并非一概放任私人自治，在很多情况下也会通过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和效力判断规范对民事生活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加以调整和引导。这种调整和引导的过程必然包含了对于某种理想的民事生活秩序的追求。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民法方法论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必然包含价值判断的因素。相比之下，实证研究所追求的恰恰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举例来说，现代民法追求男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并通过各种民法规范的设置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对婚姻家庭案例的实证研究也许会揭示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些旨在保护妇女的法律规范在实际的运用中恰恰导致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弱化。实证研究不对这样的状况进行评价，只是揭示这样的事实的存在。

再次，实证研究在很多情况下对法律规范采取一种“外部视角”，而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往往对法律规范采取“内部视角”。所谓外部视角，是指把法律规范看作一种社会事实，它与其他条件一起塑造着人的行为模式，法律规范得到遵守或者被违反本身更多地被看作一种有待解释的社会现象。而所谓内部视角，是以法律规范具有效力、应该得到遵守为前提，分析规则是什么、何种规则更为合理等问题。一般来说，当事人对待规则的态度（遵守／违反／规避）并非传统民法方法论关注的重点。

只有注意到这些差别，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实证研究方法并没有引起民法学界的足够重视。法学研究的重点是面向规范的分析和研究，教义学的分析方法必然是一种主导性的研究方法。而实证研究则更多的属于社会学研究、经济学研究乃至政治科学研究的领域。虽然民法学界从未否认其研究成果对于立法（其功能是界定法律规范的大致框架）的价值，但民法学者一直以来坚持一种纯粹法学性质的“规范研究”，忽视了对于其他学科知识的汲取以及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刑法和诉讼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的研究而言，中国民法学界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忽视显得非常突出。这主要是因为相较于公法而言，民法被认为更加具有“普世性”因素，因此民法学研究的“中国语境”因素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再加上中国民法的继受法性格，导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借助于比较法的资料，借鉴（其实就是移植）欧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理论和制度，成为中国民法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这种大规模的理论和制度继受也与中国民法近二十年来主要围绕重要的民事立法活动展开其研究规划存在联系。考虑到民法体系的庞大，中国民法学界其实还没有来得及从“立法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模式中抽身出来，认真评估这些年来民事立法工作的实际效果。

应该承认，学术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法理论和制度引进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基础和平台，虽然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是三十多年来的积累和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今天讨论实证研究方法，需要的是民法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而非革命。基于对法学研究的基本性质的认识，笔者甚至认为，实证研究方法只能成为传统民法方法论的补充。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反对实证研究在民法研究中的运用。相反，正是因为现实条件的变化，要求民法学研究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视。首先，民法理论研究必须正视“中国语境”。任何法律规范都必须要适应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才可能发挥实效，否则难免水土不服。而“中国语境”究竟表现为什么，必须借助于对民法规范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的实证研究，才有可能被揭示出来。其次，伴随着大规模民事立法活动的渐趋结束，民法理论工作的中心毫无疑问要转移到民法规范的适用和运行方面来，而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果没有实证研究方法（尤其表现为实证案例研究）的支持，那么就无从评价民法规范适用的具体社会效果，也难以引导规范解释和建构的具体方向。再次，实证研究与传统民法方法论可以而且应该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关系。对于“应然”的设定离不开对“实然”状态的了解。中国民法学研究必须直面真实的中国问题，这只能通过实证研究才能找到。

在中国民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或者吸收实证研究成果，要求民法学界具有一种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注意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关注实务案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对民法研究的外部视角保持相当程度的敏感，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做到自觉地视角转换。

实证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要求民法学者能够对霍姆斯法官的那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有一种切实的领会以及实际的运用。


（作者：薛军 北京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出处:法学研究 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