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委发出稳定食糖市场价格的紧急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1 14:50:08 浏览: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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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委发出稳定食糖市场价格的紧急通知
国家计委发出稳定食糖市场价格的紧急通知
目前，我国食糖市场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平衡，食糖供应稳定，价格基本平稳。预计新榨季食糖增产较多，加上食糖进口的因素，明年食糖市场资源将十分充裕。新榨季开始后，糖价必呈下降之势。但近期，部分企业利用即将进入本榨季尾声的时机，采取囤积食糖、哄抬价格等不正当手段，人为制造市场紧张气氛，影响食糖市场的稳定。为此，国家计委近日发出稳定食糖市场价格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采取措施稳定市场，稳定价格，做好食糖供应工作。
通知要求工商企业要认真分析食糖供求和价格形势，克服惜售心理，均衡售糖，不得囤积，不得哄抬糖价，购买储备糖的企业要抓紧提货，迅速投放市场。各企业购买的国储糖必须直接进入市场消费，不准再拿到食糖批发市场进行交易。食糖批发市场要加强管理。南宁、昆明食糖批发市场要建立健全交易制度，严格操作规程，规范会员交易行为。不允许炒作，以保证市场和糖价的稳定。
通知明确指出国家将根据国内市场糖价情况，利用储备和进口等手段，加强对市场的调控。价格监督检查机关对购买储备糖逾期未提货，有哄抬价格、囤积嫌疑的企业，要立案调查，严厉查处。
通知还要求各地要加强对辖区内的国储糖出库及销售情况的监督检查，广西、云南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食糖批发市场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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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刑事证人是指凡是知道刑事案件情况，并能辨别是非、正确表达意志的人。所谓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指刑事证人在法院开庭审理案件过程中，出席法庭，当庭陈述和回答本人知道的案件事实。它是公民的一项法律义务，也是法庭查明案件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保证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保证案件质量的手段。为此，明确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意义，认识保证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确保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推进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并落到实处有重要作用。
一、保证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意义。
早在五十年代，董必武同志就提出“公开审判是审判活动的中心”。公开审判就在于将法院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公置社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既增强了法院审判案件的透明度，又有利于广大群众对法院审判活动实行监督。
法院开庭审判的目的就在于查清案件事实。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是对证明事实的证据的认证。证据只有在法庭上经质证，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证据在法庭上出示质证，是整个庭审活动的中心。而证人证言是被应用得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证据之一。证人因思想文化素质，与当事人的关系，与案件处理结果的利害关系等主客观因素，其证言的证明力就有可能受到影响。同时，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证人出庭率相当低。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加强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责任心。证人出庭作证，能够促使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更加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提高业务水平，严格依法办案，并可以防止发生违法乱纪行为。证人当庭作证，在控辩双方的质问下，法官对证据是否有效，依法当庭加以确认，并可当庭认证。一方面可以避免法官使用证据的随心所欲；另一方面，要求法官依法认证。这就使得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由于认证的公开性，避免了法官使用证据的偏面性，促使法官公正断案。
2、有利于全面核实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仅宣读证人的证言笔录或鉴定结论，剥夺了被告人与证人、鉴定人质证的权利和机会。法官往往也会疏忽有利于被告人一面的证据，不能全面掌握案件事实。证人当庭作证，并经控辩双方讯问、质证，证人所反映内容更加全面、客观，使法官能公正断案，正确定罪量刑，提高办案质量。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仅仅是由公诉人宣读证人的证言笔录，也使必会影响到法官在法庭审理中对该证据的认证，进而直接影响到裁判效果。
3、有利于揭露犯罪。证人当面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使案件事实公置于法庭，促使被告人认罪服法，接受改造。使社会上可能走上犯罪道路的人认识到一旦犯罪，必然留下证据，必然受到群众的揭露，难以逃脱惩罚，从而消除侥幸心理，不敢以身试法；也可使已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主动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
4、有利于提高证人的法律责任感，增强其证言的证明力。证人出庭，在庄严的法庭上，由法庭依法告知作证的法律后果，促其准确表达真实情况，从而提高了证词的证明力。
5、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公开审判不仅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守法观念，扩大审判社会效果，从而减少犯罪和预防犯罪。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无论犯罪分子怎么隐蔽和狡猾，都会被揭露出来，受到应得的惩罚，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对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信心和积极性。
二、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运用证据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是刑事诉讼的中心。证人证言是主要证据的一种，是司法人员所使用的不可缺少的，最广泛的证据。但证人因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证言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偏面性。因此，保证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不仅是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的需要。
1、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可以强化控辩职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法官不能确定证人在法庭上所作证词的内容。公诉人为支持自己的控诉，就要积极主张，积极举证，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存在。由于证人的出庭，辩护人与公诉人双方就可以在平等的诉讼地位上对证人质问质证，主张举证。如证人不当庭作证，双方就很难主张自己的权利，失去反驳的机会。控辩将流于形式。
2、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原来“纠问式”转为“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必然要求。原“纠问式”审判方式是在法官经审查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可以定罪的前提下，才决定开庭。证据的出示由法庭包揽。实践中，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也由法庭包揽，证据不足的由法庭补证后再决定开庭。控辩双方仅仅是对一些量刑情节发表一些观点。而新刑诉法的控辩庭审方式，具有谁主张谁举证的内含。所举证据必须在法庭上经对方质证。由注重审查实体转化为注重审查程序，依法认证，确保控辩双方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新刑诉法规定控方只要向法庭提供证据目录、证人名单等即可决定是否开庭，为公正审判提供了法律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由控、辩双方申请到庭，充分体现了法庭中立的裁判者地位，促进公正裁判。证人出庭作证，还可以提高法官司法水平，提高法官驾驭庭审活动的能力。
3、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案件事实是证据证实的事实。而一切认定事实的证据必须经庭审质证。证人证言是司法人员广泛采用的证据之一。且证人证言最能反映案件的某些具体细节。因此，证人出庭作证，不仅能查清案件的重要事实，而且还能查清某此量刑情节。
4、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需要。对一切案件的审判除有不公开审判的原因外，一列公开进行。公开审判是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证人出庭作证，不仅能增强合议庭人员的工作作风；同时也是将证人的证词置于旁听群众监督之下，真实体现了公开审判的社会效果。
三、保证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双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证人作证，法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以上法律条文都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了法律依据。充分体现了在诉讼活动过程中，双方平等的诉讼权利。为保证诉讼主体双方申请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提供了法律保障。
1、立法要明确
刑诉法虽然规定刑事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又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可以宣读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该条的内容与刑事证人应当出庭的规定存在冲突。这种冲突的内容，严重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出庭率。因此，法律应当明确，不得有不确定的规定。当然，法律同时要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法定情形。如证人的身体状况、、证人与当事人系近亲属、被告人认罪案件等等。
2、证人的保护。
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庭查明事实的手段。在出庭作证前，对证明案件重要事实的证人应予以保护。虽然，证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词，直接为申请方指控或辩护提供事实依据，但目的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使有罪的人得到惩罚，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因此，对于证人在出庭作证前的保护，公诉方或被害人方申请的，均应由公安机关承担。当然这个保护在时限上，应当包括庭前和庭后。
3、证人的通知
刑诉法规定，公诉人和当事人及代理人、辩护人均有权申请法庭通知证人到庭作证。同时又规定至迟在开庭三日前将出庭通知书送达证人。但对证人的通知书如何送达，法律未具体规定。如双方仅向法庭提供证人的姓名及住址，法院是很难将证人通知书送达给证人的。即使能够送达的，也不能保证证人准时到庭作证。因此笔者认为应由提出申请的一方，在收到法院开庭通知书后，将证人送到某一特定处所，随时准备出庭作证。临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无需送达出庭通知书。是否到庭作证的后果，应由申请方承担。
4、证人的责任
出庭作证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如实作证又有法律明确的规定。因此，作为知道案件的人，均有义务为法庭查清案件事实提供证据。出庭作证既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又是一种社会责任，并应如实提供证言。对故意作伪证的，应依法予以惩处。
关于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再思考
黄启军
内容摘要：民事再审程序，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依据法定程序与法定条件进行的补救程序。其具有区别于一般诉讼程序的特征，即针对已生效裁判、不增加审级和补救性等。再审程序，是为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院审判活动的合法性而存在的，并且符合权力制约与监督、权利救济等现代司法理念。我国现行再审程序，突出的问题，一方面体现了立法理念的偏差；一方面体现了再审程序制度的设计上的缺陷。进一步完善现行民事再审程序，成为了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所共同面对的难题。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指导思想、再审程序引起的途径和再审程序的申请事由，正在作为现行再审程序一系列问题中的突出焦点。对这三个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将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字：民事诉讼 民事再审程序 再审事由
目 录：
一、民事再审程序概述
（一）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与一般性特征
（二）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历史沿革
（三）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法理依据
（四）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意义
二、现行再审程序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 对民事再审程序指导思想的反思
（二） 引起民事再审的主体过于繁杂
（三） 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设计存在一定缺陷
三、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思考的建设性回应
（一）转换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指导思想
（二）适当调整引起民事再审程序的途径
（三）重构民事再审的事由
绪论：
加强民事审判监督，防止和纠正错误的生效裁判，以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方面对于推动法院审判工作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对于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也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所作出生效判决和裁定具有既决的效力，在通常情况下，不容许当事人再行争议，也不容许人民法院随意撤销或者变更。众所周知，这种既决效力的权威性来源于法律的强制性和裁判自身的公正性，即裁判本身必须是正确的。为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从而一方面为依法防止和纠正错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办案质量建立了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一方面为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巩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民事再审程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不是每个案件必然的审判程序，也不同于一审和二审程序。以防止和纠正错误生效裁判为目的的再审程序，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对生效裁判进行防错纠偏的程序，是不增加审级的特殊审判程序。各国民事诉讼法对此都有相关规定，不过称谓不一，例如：有的规定为非常程序；有的规定为再审程序；也有的规定为审判监督程序，如我国现行民诉法。然而各国关于民事再审程序德具体规定各有差异。
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深受前苏联影响，职权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在削弱职权主义色彩方面有所进步，但在增强当事人程序主体权方面仍显得比较薄弱。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也日渐凸现。为反映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提供建设性德回应措施，本文准备从四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主要是再审制度的概述，准备从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与一般性特征、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历史沿革、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法理依据以及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意义这四个相关方面进行论述与求证。
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重心，即力图分析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所存在主要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第三部分，主要是谈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思考的一些有益建设性回应。
一、 民事再审程序概述
（一）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与一般性特征。
目前，关于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及其称谓法学界争议颇多。再审程序是否等同于审判监督程序未有定论。并且长期以来，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民事诉讼理论上，这两个概念是通用的[1]。笔者认为再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且建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标题宜改为“再审程序”。首先，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享有审判监督权的法定机关、组织和人员行使监督权，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进行监督的程序。即是指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及其审委会、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等国家公权力的代表，对生效裁判进行监督，纠正错误。而再审程序，则是人民法院对已生效的裁判再行审理的程序。再审程序的引起主体上，除由法定机关、组织和人员行使审判监督权引起外，当事人行使诉权也可以引起；并且，笔者认为当事人行使诉权引起再审程序相对于其它则是更为值得注意。所以审判监督程序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同为再审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种属关系，不能等同。另外，审判实践中，将审判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等同，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体现的是国家权力对诉讼的干预，当事人依诉权申请再审贯彻了当事人处分权原则。二者结合构成我国现行的再审程序，不能只强调法定机关进行审判监督的程序，而忽视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存在着区别对待。检察院抗诉和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可以直接进入再审程序，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则必须经过再审复查阶段，符合再审条件的才进入再审程序。其显然是对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构成障碍，不利于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
因此，笔者认为：民事再审程序是指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其包括基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而引起的再审程序、基于人民检察院行使抗诉权而引起的再审程序、基于当事人行使诉权申请再审而引起的再审程序。民事再审程序，是民事诉讼中一种独立的审判程序，它不是每个案件必经的审判程序，而是在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不增加审级的纠正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判的一种救济程序。其具有以下特点：
⑴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没有经过裁判的民事案件，或者判决、裁定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案件，不能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第一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当事人双方发生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而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与这两种程序是完全不同的。
⑵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发生的原因的特殊性。只有在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判决确有错误的才能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如果不能确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是否错误，则不能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⑶审判监督程序没有专门设置的审判程序。民事诉讼法对案件进行再审，没有专门设置审判程序规定。它有可能适用第一审程序，也有可能适用第二审程序。同时，也没有统一的审级。实施再审的人民法院有可能是原审人民法院，也有可能是原审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具体案件由哪一级人民法院实施再审，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⑷再审程序不是在两审之外增添的审级，而是对确定终审裁判进行补救的程序，具有补充性或从属性。再审程序是重新启动已经终结的诉讼程序，不是一个独立的审级，只有经过第一审程序或者是经过第二审程序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才能进入再审程序。再审程序是尊重一审二审程序前提下对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的补救性程序，其不是当然要引起的诉讼程序，以此具有补充性和从属性。
（二）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民事诉讼法，更没有民事再审程序的具体规定，但在如何发现和纠正错误裁判方面，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我国古代历史上“再审”制度的雏形，可以追溯到秦朝的“乞鞫”[2]。这一规定，汉、魏、晋一直沿袭下来。唐以后法律上不用“乞鞫”这个词，规定了不服判决的申诉制度，即”取囚服辩”——意在听取囚犯服判的表示或不服判的申辩，如不服判提出申辩的，就应当重新审判。随后宋、明、清的规定也大体相同。“乞鞫”和“取囚服辩”都是向原审司法机关提出，并由原审司法机关重新审理，如原审机关不予改正，还可以逐级向上级审判机关直至皇帝提出上诉，但不得越诉。
在古代建立了直诉制度，目的是为了使民间的冤情能直达最高统治者（王或皇帝）。直诉制度起源于《周礼》所载的“路鼓”与“肺石”制度[3]。汉朝时，向皇帝直诉形成制度，唐朝时向皇帝直诉制度进一步完善。宋、元、明、清也有“登闻鼓”、“邀车驾”等直诉方式。这些制度为古代老百姓申冤告状、纠正冤假错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4]
清末修法中制定了《大清民事诉讼草案》，但未及颁布施行。民国二十四年《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后经民国三十四年修改，始规定了再审程序。新中国成立后，废除旧法统，其随成为台湾地区现行民事诉讼法。
新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诉讼制度发展起来的。民主革命初期，调解结案多，民事审判上诉申诉案件很少，但当时仍有再审规定。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太岳边区暂行司法制度》就赋予了第三审法院提审权和再审权[5]。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9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规定提起再审的机关为：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与审判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198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部门法的形式，专门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1991年4月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对再审对象、提起再审的主体、再审理由、申请时效等重要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从而形成了我国民事再审制度今天的规模。
（三）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法理依据
民事再审程序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再次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它的建立，一方面是审判实践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有理论依托的程序才有可能成为科学的、正当的程序。
⑴权利救济的必然要求。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法律不仅应规定权利的实体内容，而且还应同时配置权利救济的程序内容。救济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即当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从法律上获得自行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给予解决的权利。一般来讲，救济方法大致可分为私力救济、公助救济与公力救济。私力救济的本质是权利受到损害的一方凭借一定的暴力或非暴力手段，使自己的某种权利得以实现或补偿，并使对方得到一定的制裁和处罚。它是人类解决冲突的最初形式。公助救济又称为“类法律式”的救济，主要包括仲裁与调解两种形式。诉讼是公力救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权利救济由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转变的标志就是诉讼的出现，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诉讼救济主要由国家权力通过法律来实现，它是权利救济的最合法、最公正、最彻底和最权威的形式。诉讼救济通过对法定权利的肯定，反复强调权利的价值，不断宣示权利和高扬权利，并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这为权利的充分实现创造了良好的法律氛围。
一、保证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意义。
早在五十年代，董必武同志就提出“公开审判是审判活动的中心”。公开审判就在于将法院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公置社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既增强了法院审判案件的透明度，又有利于广大群众对法院审判活动实行监督。
法院开庭审判的目的就在于查清案件事实。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是对证明事实的证据的认证。证据只有在法庭上经质证，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证据在法庭上出示质证，是整个庭审活动的中心。而证人证言是被应用得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证据之一。证人因思想文化素质，与当事人的关系，与案件处理结果的利害关系等主客观因素，其证言的证明力就有可能受到影响。同时，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证人出庭率相当低。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加强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责任心。证人出庭作证，能够促使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更加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提高业务水平，严格依法办案，并可以防止发生违法乱纪行为。证人当庭作证，在控辩双方的质问下，法官对证据是否有效，依法当庭加以确认，并可当庭认证。一方面可以避免法官使用证据的随心所欲；另一方面，要求法官依法认证。这就使得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由于认证的公开性，避免了法官使用证据的偏面性，促使法官公正断案。
2、有利于全面核实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仅宣读证人的证言笔录或鉴定结论，剥夺了被告人与证人、鉴定人质证的权利和机会。法官往往也会疏忽有利于被告人一面的证据，不能全面掌握案件事实。证人当庭作证，并经控辩双方讯问、质证，证人所反映内容更加全面、客观，使法官能公正断案，正确定罪量刑，提高办案质量。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仅仅是由公诉人宣读证人的证言笔录，也使必会影响到法官在法庭审理中对该证据的认证，进而直接影响到裁判效果。
3、有利于揭露犯罪。证人当面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使案件事实公置于法庭，促使被告人认罪服法，接受改造。使社会上可能走上犯罪道路的人认识到一旦犯罪，必然留下证据，必然受到群众的揭露，难以逃脱惩罚，从而消除侥幸心理，不敢以身试法；也可使已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主动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
4、有利于提高证人的法律责任感，增强其证言的证明力。证人出庭，在庄严的法庭上，由法庭依法告知作证的法律后果，促其准确表达真实情况，从而提高了证词的证明力。
5、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公开审判不仅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守法观念，扩大审判社会效果，从而减少犯罪和预防犯罪。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无论犯罪分子怎么隐蔽和狡猾，都会被揭露出来，受到应得的惩罚，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对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信心和积极性。
二、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运用证据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是刑事诉讼的中心。证人证言是主要证据的一种，是司法人员所使用的不可缺少的，最广泛的证据。但证人因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证言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偏面性。因此，保证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不仅是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的需要。
1、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可以强化控辩职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法官不能确定证人在法庭上所作证词的内容。公诉人为支持自己的控诉，就要积极主张，积极举证，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存在。由于证人的出庭，辩护人与公诉人双方就可以在平等的诉讼地位上对证人质问质证，主张举证。如证人不当庭作证，双方就很难主张自己的权利，失去反驳的机会。控辩将流于形式。
2、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原来“纠问式”转为“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必然要求。原“纠问式”审判方式是在法官经审查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可以定罪的前提下，才决定开庭。证据的出示由法庭包揽。实践中，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也由法庭包揽，证据不足的由法庭补证后再决定开庭。控辩双方仅仅是对一些量刑情节发表一些观点。而新刑诉法的控辩庭审方式，具有谁主张谁举证的内含。所举证据必须在法庭上经对方质证。由注重审查实体转化为注重审查程序，依法认证，确保控辩双方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新刑诉法规定控方只要向法庭提供证据目录、证人名单等即可决定是否开庭，为公正审判提供了法律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由控、辩双方申请到庭，充分体现了法庭中立的裁判者地位，促进公正裁判。证人出庭作证，还可以提高法官司法水平，提高法官驾驭庭审活动的能力。
3、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案件事实是证据证实的事实。而一切认定事实的证据必须经庭审质证。证人证言是司法人员广泛采用的证据之一。且证人证言最能反映案件的某些具体细节。因此，证人出庭作证，不仅能查清案件的重要事实，而且还能查清某此量刑情节。
4、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需要。对一切案件的审判除有不公开审判的原因外，一列公开进行。公开审判是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证人出庭作证，不仅能增强合议庭人员的工作作风；同时也是将证人的证词置于旁听群众监督之下，真实体现了公开审判的社会效果。
三、保证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双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证人作证，法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以上法律条文都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了法律依据。充分体现了在诉讼活动过程中，双方平等的诉讼权利。为保证诉讼主体双方申请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提供了法律保障。
1、立法要明确
刑诉法虽然规定刑事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又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可以宣读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该条的内容与刑事证人应当出庭的规定存在冲突。这种冲突的内容，严重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出庭率。因此，法律应当明确，不得有不确定的规定。当然，法律同时要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法定情形。如证人的身体状况、、证人与当事人系近亲属、被告人认罪案件等等。
2、证人的保护。
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庭查明事实的手段。在出庭作证前，对证明案件重要事实的证人应予以保护。虽然，证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词，直接为申请方指控或辩护提供事实依据，但目的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使有罪的人得到惩罚，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因此，对于证人在出庭作证前的保护，公诉方或被害人方申请的，均应由公安机关承担。当然这个保护在时限上，应当包括庭前和庭后。
3、证人的通知
刑诉法规定，公诉人和当事人及代理人、辩护人均有权申请法庭通知证人到庭作证。同时又规定至迟在开庭三日前将出庭通知书送达证人。但对证人的通知书如何送达，法律未具体规定。如双方仅向法庭提供证人的姓名及住址，法院是很难将证人通知书送达给证人的。即使能够送达的，也不能保证证人准时到庭作证。因此笔者认为应由提出申请的一方，在收到法院开庭通知书后，将证人送到某一特定处所，随时准备出庭作证。临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无需送达出庭通知书。是否到庭作证的后果，应由申请方承担。
4、证人的责任
出庭作证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如实作证又有法律明确的规定。因此，作为知道案件的人，均有义务为法庭查清案件事实提供证据。出庭作证既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又是一种社会责任，并应如实提供证言。对故意作伪证的，应依法予以惩处。
关于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再思考
黄启军
内容摘要：民事再审程序，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依据法定程序与法定条件进行的补救程序。其具有区别于一般诉讼程序的特征，即针对已生效裁判、不增加审级和补救性等。再审程序，是为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院审判活动的合法性而存在的，并且符合权力制约与监督、权利救济等现代司法理念。我国现行再审程序，突出的问题，一方面体现了立法理念的偏差；一方面体现了再审程序制度的设计上的缺陷。进一步完善现行民事再审程序，成为了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所共同面对的难题。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指导思想、再审程序引起的途径和再审程序的申请事由，正在作为现行再审程序一系列问题中的突出焦点。对这三个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将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字：民事诉讼 民事再审程序 再审事由
目 录：
一、民事再审程序概述
（一）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与一般性特征
（二）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历史沿革
（三）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法理依据
（四）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意义
二、现行再审程序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 对民事再审程序指导思想的反思
（二） 引起民事再审的主体过于繁杂
（三） 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设计存在一定缺陷
三、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思考的建设性回应
（一）转换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指导思想
（二）适当调整引起民事再审程序的途径
（三）重构民事再审的事由
绪论：
加强民事审判监督，防止和纠正错误的生效裁判，以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方面对于推动法院审判工作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对于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也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所作出生效判决和裁定具有既决的效力，在通常情况下，不容许当事人再行争议，也不容许人民法院随意撤销或者变更。众所周知，这种既决效力的权威性来源于法律的强制性和裁判自身的公正性，即裁判本身必须是正确的。为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从而一方面为依法防止和纠正错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办案质量建立了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一方面为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巩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民事再审程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不是每个案件必然的审判程序，也不同于一审和二审程序。以防止和纠正错误生效裁判为目的的再审程序，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对生效裁判进行防错纠偏的程序，是不增加审级的特殊审判程序。各国民事诉讼法对此都有相关规定，不过称谓不一，例如：有的规定为非常程序；有的规定为再审程序；也有的规定为审判监督程序，如我国现行民诉法。然而各国关于民事再审程序德具体规定各有差异。
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深受前苏联影响，职权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在削弱职权主义色彩方面有所进步，但在增强当事人程序主体权方面仍显得比较薄弱。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也日渐凸现。为反映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提供建设性德回应措施，本文准备从四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主要是再审制度的概述，准备从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与一般性特征、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历史沿革、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法理依据以及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意义这四个相关方面进行论述与求证。
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重心，即力图分析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所存在主要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第三部分，主要是谈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思考的一些有益建设性回应。
一、 民事再审程序概述
（一）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与一般性特征。
目前，关于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及其称谓法学界争议颇多。再审程序是否等同于审判监督程序未有定论。并且长期以来，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民事诉讼理论上，这两个概念是通用的[1]。笔者认为再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且建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标题宜改为“再审程序”。首先，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享有审判监督权的法定机关、组织和人员行使监督权，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进行监督的程序。即是指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及其审委会、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等国家公权力的代表，对生效裁判进行监督，纠正错误。而再审程序，则是人民法院对已生效的裁判再行审理的程序。再审程序的引起主体上，除由法定机关、组织和人员行使审判监督权引起外，当事人行使诉权也可以引起；并且，笔者认为当事人行使诉权引起再审程序相对于其它则是更为值得注意。所以审判监督程序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同为再审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种属关系，不能等同。另外，审判实践中，将审判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等同，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体现的是国家权力对诉讼的干预，当事人依诉权申请再审贯彻了当事人处分权原则。二者结合构成我国现行的再审程序，不能只强调法定机关进行审判监督的程序，而忽视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存在着区别对待。检察院抗诉和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可以直接进入再审程序，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则必须经过再审复查阶段，符合再审条件的才进入再审程序。其显然是对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构成障碍，不利于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
因此，笔者认为：民事再审程序是指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其包括基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而引起的再审程序、基于人民检察院行使抗诉权而引起的再审程序、基于当事人行使诉权申请再审而引起的再审程序。民事再审程序，是民事诉讼中一种独立的审判程序，它不是每个案件必经的审判程序，而是在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不增加审级的纠正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判的一种救济程序。其具有以下特点：
⑴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没有经过裁判的民事案件，或者判决、裁定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案件，不能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第一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当事人双方发生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而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与这两种程序是完全不同的。
⑵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发生的原因的特殊性。只有在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判决确有错误的才能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如果不能确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是否错误，则不能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⑶审判监督程序没有专门设置的审判程序。民事诉讼法对案件进行再审，没有专门设置审判程序规定。它有可能适用第一审程序，也有可能适用第二审程序。同时，也没有统一的审级。实施再审的人民法院有可能是原审人民法院，也有可能是原审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具体案件由哪一级人民法院实施再审，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⑷再审程序不是在两审之外增添的审级，而是对确定终审裁判进行补救的程序，具有补充性或从属性。再审程序是重新启动已经终结的诉讼程序，不是一个独立的审级，只有经过第一审程序或者是经过第二审程序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才能进入再审程序。再审程序是尊重一审二审程序前提下对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的补救性程序，其不是当然要引起的诉讼程序，以此具有补充性和从属性。
（二）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民事诉讼法，更没有民事再审程序的具体规定，但在如何发现和纠正错误裁判方面，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我国古代历史上“再审”制度的雏形，可以追溯到秦朝的“乞鞫”[2]。这一规定，汉、魏、晋一直沿袭下来。唐以后法律上不用“乞鞫”这个词，规定了不服判决的申诉制度，即”取囚服辩”——意在听取囚犯服判的表示或不服判的申辩，如不服判提出申辩的，就应当重新审判。随后宋、明、清的规定也大体相同。“乞鞫”和“取囚服辩”都是向原审司法机关提出，并由原审司法机关重新审理，如原审机关不予改正，还可以逐级向上级审判机关直至皇帝提出上诉，但不得越诉。
在古代建立了直诉制度，目的是为了使民间的冤情能直达最高统治者（王或皇帝）。直诉制度起源于《周礼》所载的“路鼓”与“肺石”制度[3]。汉朝时，向皇帝直诉形成制度，唐朝时向皇帝直诉制度进一步完善。宋、元、明、清也有“登闻鼓”、“邀车驾”等直诉方式。这些制度为古代老百姓申冤告状、纠正冤假错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4]
清末修法中制定了《大清民事诉讼草案》，但未及颁布施行。民国二十四年《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后经民国三十四年修改，始规定了再审程序。新中国成立后，废除旧法统，其随成为台湾地区现行民事诉讼法。
新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诉讼制度发展起来的。民主革命初期，调解结案多，民事审判上诉申诉案件很少，但当时仍有再审规定。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太岳边区暂行司法制度》就赋予了第三审法院提审权和再审权[5]。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9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规定提起再审的机关为：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与审判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198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部门法的形式，专门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1991年4月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对再审对象、提起再审的主体、再审理由、申请时效等重要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从而形成了我国民事再审制度今天的规模。
（三）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法理依据
民事再审程序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再次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它的建立，一方面是审判实践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有理论依托的程序才有可能成为科学的、正当的程序。
⑴权利救济的必然要求。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法律不仅应规定权利的实体内容，而且还应同时配置权利救济的程序内容。救济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即当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从法律上获得自行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给予解决的权利。一般来讲，救济方法大致可分为私力救济、公助救济与公力救济。私力救济的本质是权利受到损害的一方凭借一定的暴力或非暴力手段，使自己的某种权利得以实现或补偿，并使对方得到一定的制裁和处罚。它是人类解决冲突的最初形式。公助救济又称为“类法律式”的救济，主要包括仲裁与调解两种形式。诉讼是公力救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权利救济由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转变的标志就是诉讼的出现，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诉讼救济主要由国家权力通过法律来实现，它是权利救济的最合法、最公正、最彻底和最权威的形式。诉讼救济通过对法定权利的肯定，反复强调权利的价值，不断宣示权利和高扬权利，并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这为权利的充分实现创造了良好的法律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