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转发财政部《关于制发〈中央预算收入对帐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17:38:28 浏览: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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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转发财政部《关于制发〈中央预算收入对帐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北京市财政局等
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转发财政部《关于制发〈中央预算收入对帐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北京市财政局等
各区、县财政局，税务局各区、县分局，国库各区、县支库：
现将财政部（93）财预字第145号《关于制发〈中央预算收入对帐办法〉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制发《中央预算收入对帐办法》的通知 〔（93）财预字第14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税务局、分金库；海关总署、海关广东分署及各直属海关：
目前，中央预算收入主要是由各级税务部门征收，并通过各级国库上划中央财政。执行中经常出现预算科目和预算级次的差错，中央和地方分成比例划分错误，以及压库等情况，严重影响中央预算收入的及时入库和划解。为了保证中央预算收入任务的完成和中央预算资金的调度，我们
制定了《中央预算收入对帐办法》，请各级财政、税务和国库部门积极配合财政部派驻各地的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认真贯彻执行。
附：中央预算收入对帐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中央预算收入的管理，保证中央预算收入及时准确的缴库和报解，根据《国家预算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财政机关、征收机关和国库以及有缴纳中央预算收入任务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办法的规定。
一、就地缴库的中央预算收入的对帐
第三条 就地缴库的中央预算收入（包括按规定从中央金库中退付的预算收入，下同），由财政部派驻各地的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以下简称中企处或组）负责对帐。
第四条 各级中企处（组）对中央预算收入要认真审核对帐。对帐中，发现征收机关设置过渡户、银行占压库款、中央与地方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划分错误和库款的级次科目差错等问题，应以公函和其它形式分别通知并督促款单位、征收机关和国库予以更正。各缴款单位、各级征收机关
和国库要协助中企处（组）做好此项工作，保证中央预算收入及时准确足额的缴入中央金库，并按规定程序报解。
第五条 中央企业单位每月终了后7日内，将当月缴纳的税费（包括属于地方预算收入的税费），按预算收入科目编制月份对帐表并附影印的缴款凭证报纳税地的地（市）中企处（组），中央事业单位可以按季报送。
第六条 国库中心支库和中央预算收入直接上划省分库的支库，每月应将当月中央预算收入月份对帐表，抄送当地中企处（组）一份。
第七条 地（市）中企处（组）应在月底终了后15日内完成中央企事业单位收入对帐。对帐中如发现差错，除合理的在途外，应区别情况分别通知并督促缴款单位、征收机关和国库予以更正。同时应按预算收入科目编制对帐汇总表（如中央企事业单位与国库月报有差额应附说明），
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中企处。
第八条 省中企处每月终了后25日内，应将全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中央企事业单位对帐情况编制汇总表并附说明报财政部。
第九条 国库中心支库和中央预算收入直接报解省分库的支库，在年度终了整理期结束后，应将中央预算收入年度对帐表抄送中企处（组）一份。中央企事业单位上缴中央财政的收入应与国库的中央预算收入决算数一致。如有差额，地（市）中企处（组）应查明原因，并区别情况由中
企处（组）在年终后15日内分别通知缴款单位、征收机关和国库予以更正。同时应编帛年度对帐汇总表，于年度终了后30日内报省级中企处。年度终了后40日内，省级中企处应编制全省中央企事业单位对帐情况汇总表并附说明一式两份报财政部。
第十条 中央企事业单位直接缴入省级分库的中央预算收入，由省中企处比照上述规定负责对帐。
第十一条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缴纳的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和中央与地方固定比例分成收入，由省中企处每季根据国库报表，按规定的比例核对，对未按规定的比例划分中央与地方共享比例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的，应区别情况分别通知和督促征收机关和国库予以更正。对不能更正的应将
原因报告财政部。
第十二条 年度对帐中发现的问题，有关地区应尽快作调库处理，即要将误入地方库的中央收入调入中央库，也要将误入中央库的地方收入调入地方库，无正当理由拒不按中企处（组）的要求予以调库的，经财政部审核后，对影响中央财政收入的部分，通过年终结算扣回。
第十三条 中央企业主管部门每年向财政部报告财务决算时，应将所属企业实际上缴的税费数额与财政部中企处汇总的就地缴库和集中缴库的税费核对一致，如有差额，应查明原因予以更正。并将核对情况在企业财务决算说明书中予以说明。
二、关税和集中缴库的中央预算收入的对帐
第十四条 各级有关国库每月终了后3日内，应将当月关税（包括进口产品产品税、增值税、工商统一税和专项调节税，下同）收入月报抄送当地海关。各海关经对帐（如有差额应查明原因予以更正），在月度终了后5日内，将关税收入的对帐情况报各直属海关。各直属海关在月度终
了后12日内将各海关对帐情况汇总后报海关总署。海关总署应在月度终了后20日内将全国关税收入月度对帐情况汇总报财政部。
第十五条 各直属海关每年度终了后20日内，应将所属海关上缴的关税汇总报海关总署。海关总署应在年度终了后40－天内将全国关税收入年度情况汇总报财政部。
第十六条 中央企事业单位集中缴入中央总金库的中央预算收入，由财政部直接与中央总金库对帐。
三、其 他
第十七条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对帐汇总表由财政部另行制定下达；中央企事业单位对帐表，由各省级中企处根据财政部制定的对帐汇总表自行制定。
第十八条 各级国库与财政、征收机关的对帐，仍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执行。
1993年12月31日
运城市政府门户网站“市长信箱”邮件处理办法（试 行）
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政府
运城市政府门户网站“市长信箱”邮件处理办法（试 行）
第一条 总则
运城市政府公众信息网是运城市政府的门户网站，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开设“市长信箱”，是转变政府职能、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社情民意、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和窗口。为加强政府门户网站“市长信箱”建设和管理，确保“市长信箱”正常运行，使“市长信箱”邮件的日常处理工作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处理模式
“市长信箱”邮件实行市政府门户网站受理、承办，市政府办公厅各对口业务科室分办，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具体办理及反馈的管理模式。
第三条 签收
“市长信箱”邮件由市政府门户网站确定专职信箱管理员负责受理，在每个工作日定时接收，按序编号、登记，并填写“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市长电子邮件办理卡”，交市政府门户网站负责人审查。
第四条 办理
“市长信箱”邮件按以下程序进行办理：
（一）审查后的市长邮件由市政府门户网站确定专门的邮件办理员呈报市政府秘书长阅批。
（二）按照市政府秘书长签批意见，邮件办理员将邮件呈报所批转市领导阅批。
（三）根据市领导批示意见，邮件办理员将邮件发送至所签批单位或市政府办公厅相关业务科室进行办理。
（四）在办理过程中，对需要由市政府有关部门或县(市、区)政府进行办理的，由市政府办公厅分办业务科室或邮件办理员将邮件及领导批示复印件传送给承办单位，并提出办理时限要求；对需要调查或协调的，市政府办公厅业务科室应请示市政府秘书长或分管该项工作的副秘书长组织调查或协调，并形成调查或协调纪要。
第五条 回复
“市长信箱”邮件办理完毕后，由具体承办单位（指相关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或市政府办公厅相关业务科室）将邮件办理情况及结果以书面形式或电子文档形式反馈给市政府门户网站邮件办理员。邮件办理员拟写好回复函，将回复函及办理结果报市政府秘书长或分管市领导审核同意后，在“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市长电子邮件办理卡”办理结果栏填写回复内容，并交由“市长信箱”管理员进行网上回复。
第六条 办理时限
（一）普通邮件在签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并予以回复。
（二）重要邮件中，凡不需调查、协调可以解决的邮件，在签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并予以回复；对需要经过调查、协调才能解决的，在签收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并予以回复。对特殊情况，办理时限可适当延长，但具体承办单位要在办理结果中对延长原因予以说明。
第七条 机构及人员保障
（一）市政府门户网站是“市长信箱”的管理、维护和受理机构。政府门户网站负责人为“市长信箱”主要负责人，并确定两名工作人员分别作为“市长信箱”的管理员和办理员，负责“市长信箱”的管理、维护及邮件的签收、登记、办理与回复等工作。
（二）为保证“市长信箱”邮件及时转办、处理与反馈，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以及市直各单位须确定一位领导分管此项工作，并明确承办机构和专职工作人员，作为邮件办理责任人具体承担市政府批转“市长信箱”邮件的办理和反馈工作。
第八条 附则
（一）“市长信箱”邮件的回复，原则上直接向来函人答复；对一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邮件回复，可在市政府网站上公开答复。
（二）对省政府批转的“省长信箱”邮件，参照本办法进行办理。
（三）市政府办公厅每季度对“市长信箱”邮件办理情况进行一次汇总、归档和通报。
（四）本办法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二○○八年三月十三日
中国现行死刑政策的评价及其反思
钊作俊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死刑政策是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灵魂”和“统帅”，对死刑的适用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本文以死刑立法的演变为主线，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立法和司法、国内和国际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阐述和评说。期望此文能对我国死刑政策的正确、科学定位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死刑；政策；评价；反思
死刑政策是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灵魂”和“统帅”，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均受制于死刑政策。[1]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毛泽东的“少杀、慎杀”思想指导下，我们确立了“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79刑法即是其具体体现：死刑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同时，分则条文共用15个条文设置了28种死罪，分别占分则条文和罪名总数的14.6%和23.0%；并且，没有绝对死刑的规定。
但是，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和严重经济犯罪、严重刑事犯罪上升的态势，立法机关从1982年开始即着手补充增设死刑罪名，截至1996年底，共增设死罪49种，从而使死刑罪名高达77种，死刑罪名所占的比例得以较大幅度地提高。现行刑法在“不增不减、大体保持平衡”的立法思想指导下，[2]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罪，与79刑法及补充刑事立法中的死刑罪名相比，还是有所减少的。
对于上述死刑立法的发展变化，我国有学者指出，79刑法颁行以后，我们一贯坚持的“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和切实的执行。[3]甚至有人认为，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已由“限制死刑”向“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适用死刑”转变。[4]更有学者认为，我们所称的“坚持少杀”的死刑政策，在现行立法和司法上均已无有效保障，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贯彻“少杀”政策而确立的限制性制度，几乎被全部修改。我国79年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所奉行的是“崇尚死刑、扩大死刑”的指导思想，因而，现阶段的死刑政策似表述为“强化死刑”比较符合实际。[5]对此，我们认为，“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死刑政策。但可惜的是，这一政策在80年代以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甚至出现了重刑化和崇尚死刑的倾向。十多年来，死刑万能、重刑主义的思想认识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少杀、慎杀提的少了，限制死刑讲的也不多了，加之立法上一再修改原有罪名的法定刑，提高新设置罪名的法定刑，导致死刑罪名和死刑条款成倍地增加；在司法实际中，有些地方的个别司法人员乃至个别领导干部甚至提出“可杀可不杀的杀掉，可抓可不抓的抓起来”。“严打”中个别地方甚至规定将杀人捕人的定额，作为考察地方政法机关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导致实际上判处死刑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6]同时，补充刑事立法对死刑的适用已不仅注重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还注重于贪污、受贿、贩毒等“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无怪乎有外国学者在谈论我国的死刑政策时指出，中国现行法律中的的死刑立法（指79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引者注）与其说是向着限制的方向发展，不如说是向着扩大的方向发展。[7]
那么，现行刑法体现了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呢？首先看一看总则的规定：其一，将“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更加严格和规范了死刑的适用标准，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8]其二，删除了79刑法对未成年人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从死刑的适用对象上限制了死刑；其三，“死刑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至少从立法设置上改变了绝大部分死刑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核准权的实际，这又从核准程序上限制了死刑。[9]
再看分则的规定：其一，从死刑罪名的设置看，现行刑法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罪名，分别占分则条文和死刑罪名的13.4%和16.5%，较之79刑法分别下降了1.2%和6.5%，比其后的补充刑事立法下降的幅度更大。其二，从死刑的规定方式看，79刑法没有绝对死刑条文，共有4种死刑方式：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判处死刑；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补充刑事立法增设3种规定方式：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处死刑。其中，死刑与无期徒刑搭配、将死刑放在前面使之作为首选刑种以及规定唯一死刑即规定“可以判处死刑”和“必须判处死刑”的就涉及28个条文、46种死罪，占整个刑法体系中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比例分别为58.3%和59.7%；而死刑与有期徒刑搭配者仅涉及20个条文31种死罪，占整个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41.7%和40.3%。现行刑法删除了“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的规定。在所保留的6种方式中，死刑与无期徒刑搭配、将死刑排在前面使之作为首选刑种以及规定可以判处死刑和必须判处死刑的涉及18个条文33种死罪，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38.3%和48.5%，较之修订前的死刑立法分别下降了20.0%和11.2%。而且，绝对死刑也减少了1个条文2种罪名。应当说，限制死刑的政策精神死刑规定方式的调整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但是，现行刑法仍然有6个条文7种死罪规定有绝对死刑，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总数的12.8%和10.3%；而死刑与无期徒刑搭配、将死刑排在前面使之作为首选刑种和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条文数共有12条，涉及罪名26种，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总数的25.5%和38.3%。上述几项合计，以死刑为主、规定唯一死刑包括绝对死刑的条文和罪名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38.3%和48.6%。这样的死刑立法即使说是限制死刑政策的体现，也只能说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的体现，更谈不上严格限制死刑了。[10]
其三，从各罪适用死刑的标准看，对死刑的适用也作了一些限制。如盗窃罪的死刑适用标准，由“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修改为“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显然限制了盗窃罪的死刑适用。有关条文又将抢劫罪、强奸罪等罪名适用死刑的标准予以列举式明确规定，也起到了限制死刑的作用。但我们注意到，外国刑法及司法实践中的死刑条件非常严格，如日本最高法院于1983年7月8日在对一个死刑案件的判决中判示：在适用死刑的时候，必须对犯罪的性质、动机、情节，尤其是杀害手段和方法的执拗性、残忍性、后果的严重性，特别是被害人的数目、被害者家属的感情、社会的影响、犯人的年龄、有无前科、犯罪后的表现等情况作全面考虑。如果其罪责确实重大，不论从罪刑均衡的角度还是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说，都认为不得不判处死刑的场合，才允许选择死刑。[11]与此相比，我们的死刑条件显然并未与死刑作为极刑之理念相适应。对此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同时也促使我们从更高的理性角度来思考目前的死刑政策。
那么，怎样才能确立一个符合当今实际、科学而又合理的死刑政策呢？我们认为，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从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上、从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中、从国际国内的比较中予以论证。
（一）在刑法理论上，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其目的应当与刑罚的目的一致，只不过死刑的目的强调的是要遏制严重暴力犯罪。十多年来，我们出台了不少死刑立法，设置了不少死刑罪名，也确实杀了不少人。[12]如果死刑立法的扩张和死刑司法的强化减少乃至遏制住了严重暴力犯罪，降低了犯罪率，使社会治安得到了一定乃至根本好转，那么，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同时也说明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是合适、科学的；反之，则说明现行的死刑政策是失败、无效的，必须予以调整。而现实情况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个“严惩决定”为契机，我们从1983年开始的“严打”斗争，除在第二年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犯罪率有所下降外，以后各年的犯罪率尤其是重大恶性暴力犯罪逐年上升。这从一个方面说明，降低犯罪率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重刑包括死刑并未遏制住连年高涨的犯罪率，社会治安形势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强化死刑、扩大死刑”的思想必须加以改变，现行刑法所表现出来的不完全、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也应予以调整。
（二）从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上，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死刑都很多，唯有初唐之时刑罚相对轻缓，但唐初社会发展、国力强大，盛唐之时，每年的死刑执行人数也不过数十人。与之相比，其它诸朝历代虽然死刑执行较多，但社会治安均难以与唐朝相比，犯罪现象远较唐朝时为严重。而我们在建国以后直至七十年代末的几十年间，法制很不健全，甚至没有一部完备的刑法典。然而，除去“十年浩劫”以外，我国的死刑适用并不多，犯罪率一直很低，社会治安也一直很好。而到八十年代初，我们有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律体系相对完备，社会治安反而恶化，犯罪率尤其是严重暴力犯罪率反而上升。尤其是83年“严打”以后，立法上增加了死刑罪名，司法上扩展了死刑适用，但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这说明，强化死刑、扩张死刑的司法效果并不尽人意。虽然97刑法对死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但限制的程度仍然不够，死刑的绝对数量仍然较多，限制死刑的政策也未得到充分的强调和切实的执行。
（三）从死刑立法现状看，我国的死刑罪数和死刑覆盖范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1）死罪数量多。现行刑法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犯罪；（2）死罪的范围广。死刑罪名覆盖了除渎职罪一章外的其余九章之中，仅就数量而言，其覆盖面达90%；（3）死刑的增长快而减少慢。79刑法只用15个条文规定了28种死罪，补充刑事立法在十几年的时间中新增死罪49种，增长了2倍还强。刑法修订之前，平均每年增加2个死刑条款和3种死刑罪名，现行刑法也只是比修订前的刑事立法减少了几个死罪。与此相适应，司法实践中被判处和执行死刑的人数日益增多。据介绍，1998年在全世界已知的37个国家中共有1625人被执行死刑，其中在中国大陆被执行的就有1067人，约占66％，达一半还多。[13]这种现状恐怕急待改变。
（四）就国际趋势而言，扩大死刑、强化死刑毕竟系少数国家在少数历史时期所为，限制乃至废止死刑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和采纳并日渐扩大。据统计，截止到2001年6月1日，对所有犯罪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75个，对普通犯罪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有14个，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20个，这样，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为达109个，而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仅有86个。[14]同时，一些国际组织也在极力谋求废止死刑至少将死刑予以严格限制，联合国于1989年12月15日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二选择议定书》即《死刑废止公约》业已生效，且措词严厉。该议定书明确规定：“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其第二条第一项规定：本议定书不接受任何保留，唯在批准或加入时可提出这样一项保留：即规定在战时可对在战时犯下最严重军事性罪行被判罪的人适用死刑。[15]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常常用死刑问题来对死刑执行较多的国家横加指责，甚至不惜干涉别国内政。而执行死刑较多的国家对此似乎并未理直气壮地予以回击，我国似乎也对此并未曾进行过据理力争，从而使我国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有时处于被动局面。况且，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死刑不引渡已成为一项国际惯例，[16]并在实践中导致一些按照我国刑法应当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不能被引渡回国接受制裁。因此，减少并限制死刑，已成为我国与国际接轨、顺应国际潮流的必然选择。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对我国的死刑政策，必须予以深刻反省，从感性冲动回到理性思维中来，由79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所奉行的注重死刑、扩张死刑、强化死刑和现行刑法所体现出来的不完全、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回到我们应当一贯奉行的完全的、彻底的、充分的“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上来。实际上，对我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就曾尖锐地指出：“对经济犯罪特别严重的，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可以按刑法规定判处死刑？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17]这似乎是要多适用死刑、重用死刑，但他同时又一再告诫人们尤其是我们的政法工作人员：“杀人要慎重。”[18]可见，小平同志尽管主张对严重经济犯罪注重适用死刑，但这也只是从局部、从个别而言注重适用死刑，而且，这一“注重”也只是相对于我们在五十年代的执行死刑人数而言的。他所说的“多杀”，也只是相对于五十年代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么两个人的历史事实而言的，并不意味着要大量增加死刑的适用。而且，他在指出对某些严重犯罪判处死刑时，一再强调要“依法”判处，也就是说，死刑的适用必须符合刑法总则与分则以及特别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的犯罪，才能适用死刑，而不能把并非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拔高适用死刑。[19]应当说，从总体上讲，小平同志还是坚持主张“少杀、慎杀”政策的，受小平同志“杀人要慎重”这一思想所指导，我们当然要坚持一贯奉行的“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而且，小平同志还指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20]重温小平同志的教导，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预防犯罪包括严重犯罪，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经济，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而不是一味地强调重刑、增加死刑。
(作者简介：钊作俊（1966年—），男，河南商水县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
参考文献
[1] 钊作俊,现代死刑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1).
[2] 当时主持刑法修订工作的王汉斌同志于1997年3月6日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有的同志认为，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多，主张减少，这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
[3] 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10.
[4] 胡云腾,死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70.
[5] 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M].上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27.
[6] 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13.
[7] Roger Hood,世界の死刑[M].?本义男译.日本国成文堂,1990.20.
[8] 赵秉志,刑法改革与人权保障[J].法制日报,1998,9,5.(7).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罪行极其严重”其实就是“罪大恶极”，只不过强调死刑适用对象罪行的极其严重性，既然“罪大恶极”一词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俗语，这一改动并不妥当。况且，死刑的控制也不是改变一个法律词汇所能解决的问题，详请参见陈兴良,刑法疏议[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140.
[9] 按说，刑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而《人民法院组织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刑法修订在后，法院组织法修订在前，不论从制定的机关还是从制定的时间，本着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死刑核准权理应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然而，现在的实际仍然是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着绝大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
[10] 钊作俊,死刑限制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91.
[11] 岩井宜子,死刑の适用基准[J].日本:刑法杂志,35(1).94—95.
[12] 如某一省会城市在1999年冬季严打中，仅在1月13、14、15三日内即在全市范围内执行死刑31人。而我国有30多个省会城市和500多座省辖市，如果照这一数字推算的话，仅仅一年的元旦前后，我国要杀多少人？显然，这一数字是相当庞大的。
[13] 而同期美国仅执行死刑68人，日本为6人，see Amnesty International,1999.
[14] see The Death Penalt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the 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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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licy is the soul of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on capital punishment,and plays the guiding role in restric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Ba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gisla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this article is on the evaluation and rethought of our policy of capital punishment,through the history and reality,the theory and practice,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Key Words: capital punishment;policy; evaluation;rethought
